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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控猪链球菌病疫情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和市场供应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近期，四川省资阳市等部分地区发生因私屠病死猪，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沉着应对，猪链球菌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考虑到当前持续高温，正处于猪链球菌病易发期，为控制猪链球菌病疫情蔓延，进一步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和肉品市场供应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猪链球菌病疫情防控工作。猪链球菌病主要通过屠宰病死猪致人感染，加强生猪屠宰管理是防控猪链球菌病疫情蔓延的有效措施。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强防控猪链球菌病疫情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层层落实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不屠宰、不贩运、不销售病死猪，严防病死猪肉流入市场。
　　
　　二、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监管，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督促屠宰加工企业严把生猪入厂检疫关和肉品出厂检验关，认真执行生猪屠宰和肉品检验操作规程，对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一律不得屠宰，并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不合格生猪产品出厂销售。要会同有关部门，集中打击私屠滥宰、制售注水肉和病害肉的不法行为，对屠宰、贩运、销售病死猪肉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三、严把市场准入关，保障上市销售肉品安全。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发［2004］2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肉品流通和消费环节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要实行肉品市场开办者质量责任制，认真落实肉品进货检查验收、索证索票、购销台账和质量承诺制度，大力推行肉类零售市场、批发市场与屠宰厂挂钩，不销售非定点屠宰厂加工和未经检疫检验合格的肉品，严格实行不合格肉品的退市、召回、销毁、公布制度，净化肉品市场。同时，要进一步促进优质肉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坚决制止以防控猪链球菌病疫情为名排斥外地肉品、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四、加强市场监测分析，正确引导猪肉消费。猪链球菌病疫情发生后，部分地区出现了猪肉消费量和销售价格双双下降的态势，对群众生活和农民收入将带来不利影响。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重点关注猪肉、牛肉、羊肉、白条鸡等主要肉类产品市场动态，加强市场监测，认真做好市场供求、价格预测分析，同时科学宣传防控猪链球菌病疫情有关知识，正确引导猪肉消费，保证猪肉市场消费稳定。出现重大异常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报告商务部。


　　　　　　　　　　　　　　　　　　　　联系人：孔令羽 王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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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
　　　　　　　　　　　　　　　　　　　　　　　　　　　　　　　二00五年八月三日


　　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该法第284条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不过,对于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发生的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否可以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实践中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实行强制医疗。理由是,实行强制医疗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应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是对实体法而言,从实体法的角度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8条第1款就作出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刑诉法修改只是对本款规定如何落实作出了程序性规定,不能因为这一程序性规定出台晚就否定其对刑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性。这种情况就像“两高”有关刑法条文的司法解释,虽然出台在刑法条文之后,但通常其效力自然上溯到它所对应的刑法条文的生效时间。因此对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不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从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看,对危险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是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项选择性权力,是否对行为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关键在于对刑法第18条第1款“在必要的时候”的认识。具体到个案时,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大小。如果经调查和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没有康复,其家庭或监护人又缺乏必要的监护能力,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就有必要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反之,如果经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确已康复,就没有必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精神病人曾经发生过的危害行为,无论是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证据,而不宜作为判定强制医疗程序能否适用的时间尺度。

　　我国立法法第84条有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据此,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存在溯及力问题。

　　由此看来,第一种意见认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不具有溯及力的理由是成立的。虽然强制医疗程序本身作为刑诉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明显属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但此“特别规定”与立法法第84条所说的应当“除外”的“特别规定”是两个概念,后者是指一部法律中专门就本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受“不溯及既往”原则约束而作例外处理的规定,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

　　但是,第二种意见是实践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从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出发,也能找到其明显的合理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从旧是原则,从新是例外,如果一定要适用新法律,那么就要求法律对行为人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从轻也就是从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行为人在作案后到治愈之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持续的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考察其监护、治疗条件。如果没有保障,将其纳入强制医疗并不是“翻旧账”,也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切应依据其社会其危害可能性或者说社会危险性而定。

　　如果以新法不具有溯及力为由对这些人放弃利用强制医疗手段,将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层面上,是无法从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相反,会弱化法律应有的威慑力,还可能助长部分真正的犯罪分子利用装精神病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其弊端十分明显。

　　通过强制医疗程序将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经鉴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以后,再让其回归社会,不仅能降低其社会危险性,提高周围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也能够减轻那些生活困难的精神病人家属的负担,更能让精神病人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和管护,避免精神病人遭受虐待、非法拘禁、遗弃等。既然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此类当事人有利,适用新规定就符合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