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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罢工权立法焦点

周生军


　　论文摘要:本文聚焦罢工权立法要点----保护性规范和限制性规范，阐述通过罢工权立法实现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力制衡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罢工权　保护性规范　限制性规范　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内容：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本文涉及到的罢工权是指劳动者为签订集体合同或维护其集体合同规定的权益，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是集体谈判权的逻辑延伸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经济形势下的一种契约自由的体现。
　　中国建国后对罢工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目前仍然停留在学界讨论的层面。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没有罢工权规定，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把罢工列入公民权力范围内，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西方国家对罢工权的态度则经历了由禁止、限制、允许存在到最终立法加以保护的过程。中国这种与国际社会几乎相反的态度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首先，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下，企业归国家所有，经济罢工易于政治罢工相混淆，被一概否定；其次，文化大革命不加限制的罢工、罢课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再次，两部罢工权宪法立法过于笼统，对罢工主体和合法罢工没有进行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进行限制。立法上的欠缺，也导致了经济罢工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其平衡作用。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1982年宪法取消罢工权是一次拨乱反正，有利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发展，只是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而已。
　　罢工权立法将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构建。首先，确定法定范围内的经济罢工的合法性，利益化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便于在平等条件下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合同；其次，有利于引导罢工，避免不合法罢工，从而尽快地解决企业内部劳资矛盾，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另外，可以把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的细节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总体规划和发展大方向的把握。罢工权立法不是支持罢工，其最终目的是把企业管理中产生的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罢工对国家稳定和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罢工潮在各地不断涌现，引起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有关处理停工、怠工规定，明确无误是指集体停工、怠工，而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应该是可以理解为罢工。但是，法律对这类罢工没有明确定性，工会如同一个有义务但是没有权力的第三方。
　　学界对罢工权立法有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主张。修宪说观点认为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缓行说观点，对罢工权执有审慎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片面追求社会秩序并把它作为最终价值目标，认为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在中国，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占据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政府工会”的地位及工会经费都是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它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国家工会的地位。鉴于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一法理，不应舍本求末，笔者支持修宪说，即通过修宪赋予劳动者制衡权力，维护公允的劳动合同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这一价值体系需求。
　　由此可见，中国对罢工权的认识正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深入，它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亟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二、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
　　罢工权是中止资方侵犯劳工保护合法权益的最终自主权力，其立法宗旨应当保护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劳动者，罢工权立法只有旗帜鲜明地确立、保护这一宗旨，才会收到威慑、约束资方行为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劳资矛盾的激化。因此，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应当做为罢工权立法的主要内容拟定条款。
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劳动者基本权利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会独立享有罢工组织权，具有排他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一方面，基于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工会做出的罢工决定必须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并且经过会员大会绝对多数表决通过。
　　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权利诉求只有上升到集体诉求，由工会组织实施方可受法律保护。罢工权与工会组织权（即结社权或者团结权）、集体协商权（即集体谈判权或团体交涉权）和民主管理权（即劳动者参与权或共同决定权）共同属于劳动基本权。劳动基本权是劳动者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兼为其他劳动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权利，为劳动者共益权，它有别于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权。在企业正常执行集体合同的情况下，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远远大于个体劳动者的权力拆求，同时也阻碍到其他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权的正常行使，国外称之为“野猫罢工”，属于非法罢工。
　　再者，工会应是唯一的法律保护的罢工权行使主体。有学者称，职工代表大会应与工会同等享有罢工组织权。他们主要是依据国有企业现行机构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能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我们应该看到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其参与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等职能正逐步被股东大会所代替，而这种权力的划分易产生推诿，不利于矛盾冲突的解决。
　　2、准许罢工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罢工必竟会对资方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资方出于固守既得利益的目的考虑，一般会本能地对罢工进行阻挠，这就对解决产生罢工的矛盾带来不利影响因素，甚至会使双方矛盾加剧，最终激化到非通过诉讼无法解决的困境，这就无法实现最终协商缔结集体合同的目的。因此，准许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加快矛盾解决的进度。例如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只要没有发生打砸抢等恶性事件，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3、行使罢工权的法律责任豁免。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所谓刑事免责，是指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行使这一权利便不承担任何刑事上之责任。民事免责，即使罢工直接或间接违反有关劳动合同或给资方以及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若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责任。确立罢工权行使的法律责任豁免，主要是解决法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非出于解决矛盾为目的而故意实施的破坏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保护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个人权益。一旦劳动者因罢工而导致失业或者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罢工权立法将形同虚设。罢工期间，因为劳动合同中止，罢工者无法获得劳动报酬，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工会应发放必要的救济金，而工会也有义务筹集和管理有关基金。资方不得以参加罢工为由解雇或歧视劳动者。罢工结束，劳动合同复效，资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恢复罢工者原有职务或解除劳动合同。
　　5、严格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为防止罢工权滥用，国际上通用的作法是赋予劳动者罢工权的同时，给予资方闭厂权，以降低资方损失，但是我们同时要谨防资方滥用该项权力，否则罢工权将形同虚设。只有在罢工造成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公私财产及公共安全处于紧急危险状态时，资方才有权关闭工作场所，可有效防止劳动者罢工权的弱化。资方为维持必要的生产经营，在罢工期间可以招聘临时工，但是应当明确禁止永久替代原有岗位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劳动条件。资方以其他方式干涉、约束劳动者行使团结权、集体交涉权或集体行动权的行使构成不当行为，应当禁止。
　　三、罢工权的立法限制
　　罢工权立法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观点分别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价值。笔者认为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是权力制衡的目的，权力制衡是实现社会经济价值的手段，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因此在支持修宪说的同时，对罢工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是必要的，笔者赞成学界提出的对罢工目的、罢工主体、罢工程序和特殊时期及冷静条款等条件进行限制。
　　罢工权的限制性规范，是指为保证罢工行动的有序性，平衡各种利益，而对罢工权划定的合法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罢工目的限制。
　　一是必须对政治罢工进行限制。政治罢工缺乏宪法依据,不利于政局稳定，政治罢工当属非法罢工。二是经济罢工必须是以在法律范围内达成集体谈判意向，缔结集体合同或者维护集体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为目的。三是中国的主体经济体为国有企业，其财产是国家财产，笔者认为企业雇工在企业管理人员恶意低价评估、出售企业财产出售时进行罢工应为合法罢工。四是同情罢工易使矛盾激化，即为声援其他劳工之罢工行为而进行的罢工，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超出了其制衡企业内部劳资权力的范畴，也应视为非法罢工。
　　2、罢工主体限制。
　　首先，应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限制。法律只应保护工会的罢工组织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这项权力。要保证经济罢工有序进行，顺利达到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目的，确立其组织主体是首要的，其参与主体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限制。若是只对参加罢工人员适合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果任由这些合格个体举行罢工，就会形成“野猫罢工”的非法罢工状态，因此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限制。正如前面在罢工权立法保护规范中所论述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做出的决定往往对企业有强制约束力，与最终要求实现自由协商达成契约---集体合同或正常履行的目的相冲突，不应列入罢工主体；劳动者的个人权益不同于劳动者基本权益，它与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劳动争议机构和法院一般能够很好的解决，也不应列入单独行使罢工权力。无论何种行业，其罢工组织者都应当是工会，而不是其他组织或机构。中国工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它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社会地位和经费来源都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中国工会出现会员流失现象；在非国有企业里，组建工会组织非常艰难。这些困难并不能说明工会缺乏独立性，相反地，它反映着赋予工会以罢工权主体资格的迫切性。
　　其次，可根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限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外的人员不得参与罢工。经济性罢工既然是以签订和维护劳动集体合同为目的，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无法理基础，应当加以限制。根据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其适用范围排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自然不是合格的罢工权主体，应当加以限制。
另外，依据社会价值标准评价体系，罢工群体所从业行业对公共事业影响较大的应当加以限制。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为实现公共福祉而设立的工作岗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为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行业从业人员，一般也加以限制。
　　3、罢工程序限制。罢工权立法主要应对罢工前置程序进行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罢工决定进行限制。工会在做出罢工决定前，必须召开会员大会，经过绝大多数会员同意。二是罢工权实施之前，应当经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调解无效方可进入罢工程序。三是应当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工会在实施罢工前应通知资方和相关部门，突袭性罢工应属非法罢工。以上三项程序应当作为认定合法罢工的形式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现行法律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了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具体部门的处理矛盾的紧迫性，致使相应部门在实践操作中往往采用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粗暴的严禁措施。而经济性罢工虽然限于对经济目的的实现，但处理不当也会扩大社会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罢工权的主要目的是制衡资主的权力，若实行批准制度，将可能滋生官僚主义，出现严重官商勾结损害雇工利益的事情，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鉴于些，笔者主张前置程序实行通知义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程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相应的机制比较健全，调解工作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均衡原则”出发，减少不必要的罢工事件发生，调解或仲裁应列入前置程序。
　　4、特殊时期和冷静条款限制。在受灾区域在抢险救灾或受灾威胁急迫的区域防险期间、戒严期间和地点、宣布进入动员状态、战争状态及其他与国防紧急状态相关的特殊时期或特殊地点罢工被禁止，我国立法上已有所体现，例如1996年《戒严法》第13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此外，行政机关在有证据证明罢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国家安全时可申请法院发布一定期间不得罢工的禁令，而有关机构在冷静期应积极介入劳资谈判，斡旋调解。
　　5、罢工限度限制与和平条款限制。罢工不是目的，劳动者行使罢工权的合法目的只是期望借此制衡资方对企业的绝对自主控制权，以达到最终双方处于一种比较公平的地位进行协商，而达到自由契约的目的，因此应当限制罢工限度。对于恶意破坏或侵占资方财产以及对资方人身进行攻击的不当行为应当禁止，因此而带来的后果，不应免责。对于双方已经缔结尚末期满的集体合同，只要没有严重损害劳动员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保持克制，对于违反各平条款的行为应当加之限制。
　　四、结论
　　罢工的最终目的是非强制性的自由协商契约，它要求劳资双方就其各自利益不断进行妥协，最终达到平衡。法律环境一旦成熟，将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共财富的损耗，形成良好的契约机制，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中劳动合同关系的推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经济性罢工权对资方的威慑作用与法律强制处罚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有效实施将起到较和平处理企业劳资双方矛盾的作用。
　　罢工权立法可以有效地抵制官僚腐败现象。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因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不断，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但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官僚的侵蚀，而争议处理部门的不作为又将直接引发矛盾的激化，甚至使劳方对政府产生怨言，劳动合同矛盾转移成劳方与政府间的矛盾，不利于而国家稳定。而劳动者拥有最终的罢工权，就会对其产生威慑，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对罢工权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和限制规范，是保障罢工权立法成功的关键。保护规范是为了避免干扰，便于早日达成一致意见，而限制规范是出于均衡和适合原则，在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的同时维护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其中工会在罢工期间的组织地位不容动摇。


周生军(中原油田)
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遗迹

现代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标志。历史地讲，一夫一妻婚姻的合法性，制度上起源于古罗马，观念上源于基督教。逻辑上看，一夫一妻制对应于团体婚制或多元婚制，其中包含了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团体婚姻或多元婚姻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术语，它指有多个配偶的婚姻，并不管性别的组合。

1957年人类学者默多克提出，世界文明中75%的人群实行着某种程度的多妻制，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并不普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此制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专文探讨过那里的多夫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当代婚姻法学者有时候作出形式上的界定和实质上的界定。从形式上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因为从法律上讲，“妾不是妻”；从实质上讲，一个男子与多个女子共时同居，妻与妾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实际上为多妻制。

现代法律反对多妻制，但是现实生活中，多妻制的遗迹普遍存在。在美国，大约有3万到10万个家庭实行着多元婚姻。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史密斯创立了摩门教，教徒们实行多妻制。1890年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打压之后，曾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不过，到了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们一度要复兴摩门教，信奉并秘密实行多妻制。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视为“天堂婚姻”或者“天堂法则”，称之为“宗教信仰、政府结构和良好宪法自由的核心”。他们称“多妻制属于婚姻的习俗，是上帝的盟约和法律”，“在适当的规则下，它是神圣的、正义的、善良的、纯洁的制度。以上帝的名义，它丰富地保佑、保存和兴旺了一个民族”。除摩门教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妻制信仰者，其中包括福音基督教徒、非洲希伯来耶路撒冷犹太人、亲伊斯兰民族和逊尼派的穆斯林。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黑人种族主义者也支持多妻制。有些黑人团体认为，多妻制是保持黑人家庭的方式。在他们看来，67.1%的黑人孩子出自于婚姻之外，34.5%生活于贫困之中。实行多妻制，能使黑人女子得到男人的资助，孩子得到现实的和忠诚的父亲。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则把多妻制当做性别战争的潜在武器，“夫主外妻主内”的婚姻使女子在家庭及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多妻制却给了她们一种选择，它能够在婚姻中提供一种“姐妹情”，由此平衡工作和家庭义务，使每个妻子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犹他州妇女组织副主席露西·马琳说，“对职业女性而言，多妻制看上去是一个很美妙的主意，她在职场上战斗，家里有个放心的人在照看她的孩子”。南非现任总统是一个多妻制赞同者，将多妻制当做一种抗击艾滋病的武器，法国第一夫人卡拉宣称多妻制优于一夫一妻制。南非承认了包括多妻制在内的旧式婚姻，加拿大政府一度研究是否应该将多妻制合法化。

美国摩门教的多妻制习俗与现代法律的围剿

19世纪，摩门教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兴起。北纽约一个叫做史密斯的农民，称他从一个天使那里接受到了一只金盘，上有摩门书。书中描述了一段历史，讲述面对被驱逐的希伯来人如何迁徙到美洲大陆。他翻译了此书，与他的几个追随者于1830年正式建立了摩门教。

1830年，史密斯及追随者们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和密苏里）建立了共同体，他们争取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上担任政治公职。从其早期开始，就有传闻摩门教实行多妻制。摩门教与对立势力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武力冲突，州长发布命令驱逐和“消灭”摩门教徒。史密斯以叛国罪被宣判死刑，他让他的继任者扬把摩门教迁移到伊利诺衣。当史密斯逃出监狱后，他在那里与摩门教徒会合。1839年，摩门教公开实行多妻制，那一年，史密斯娶了一位16岁的女孩。摩门教徒与当地非教徒的冲突依然存在。异议者的报纸谴责史密斯和他的教会头目们对市政府的政治控制，并谴责他们的多妻制。教会控制的市理事会则突袭了报社办公室，捣毁了印刷厂。市政府后对史密斯和其他教会头目提起指控。史密斯在特殊的保护下被送进了监狱。不过，由于安全措施疏漏，他被一个愤怒的暴徒杀死。扬于1845年至1848年将摩门教从伊州经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最后到达犹他州，此后，多妻制才成为公开的教会官方教义。摩门教特别选择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以求自治不受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涉阻扰。1852年，扬公开批准了多妻制，教会和头目们广泛地致力于多妻实践。1856年至1857年间，也就是著名的摩门教改革时期，一夫多妻迅速增长。在其最为流行时期，近20%的摩门教徒实行多妻制。1857年6月，布坎南总统任命犹他州新州长，同时任命一大堆司法和行政官员。为了保护他们，且在犹他重建联邦秩序，总统派送了2500名骑兵。联邦军队与摩门教徒在盐湖城交战。次年，总统派员与摩门教达成和解，扬投降，新州长上任。

美国内战后，国会、法院和州联手对付摩门教。1862年，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案，禁止多妻制。该法案规定：“有一夫或一妻共同生活的任何人，在美国境内或排他司法管辖区内嫁娶其他人者，……将被判处重婚罪。犯罪一旦确立，他将被处以不超过500美元的罚金，不超过5年的监禁。”任何宗教或者慈善团体不得获得或者保有超过5万美金的不动产，超过部分将没收归于联邦政府。1874年国会通过的波兰德法案，则选择通过司法来反对多妻制。从此，立法与司法开始合并发挥作用。该法案取消了犹他法院除离婚外的民事、刑事和大法官事务案件的管辖权。于是，多妻制的诉讼集中于联邦法院，摩门教领袖们遭到联邦检察官的逮捕。

此法案下的瑞诺尔兹案最为著名。此案中，被告是扬的私人秘书，在发案之前几个月刚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被告不是教会的头目，只是在教会里享有受尊重的位置。他被挑选出来作为多妻制的公共形象：老男人娶小女孩。起初，本案双方曾达成妥协：被告方提供证人，检方不定罪。但是，当摩门教得知官方会反悔的时候，他们都拒绝作证。被告几乎无法被认定犯罪的时候，非摩门教的律师建议传唤被告的第二个妻子亚美利亚出庭。亚美利亚的怀孕体态，成为被告多妻的证明。陪审团判定被告有罪，被告不服，上诉直至联邦最高法院。双方都聘请了杰出的律师，检方集中讨论多妻制、道德性和人道主义，被告方则讨论宗教信仰自由，还引用了麦迪逊和杰弗逊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最高法院同意检方的意见，认定摩门教徒没有多妻的宪法性权利。斯卡里大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在北欧和西欧各国中，多妻制永远是可憎的。直到摩门教建立为止，它几乎是亚洲和非洲民族的专门生活特征”。大法官引用检方的说法：“多妻制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它劣于西北欧洲的生活方式”。多妻制是“未开化的”陋习，类似于印度教中妇女被火焚的殉葬制度。大法官的结论是，多妻制会损毁民主自由的国家。

此后，1882年和1887年两部爱德蒙法案依然通过诉讼打压多妻制，到19世纪末，摩门教徒开始定居他所，如亚利桑那、内华达、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另外一些则去了他国，如加拿大和墨西哥。1891年，摩门教主席武德鲁夫发布声明：以上帝的名义放弃多妻制实践。2年后，犹他宪法正式宣告“多妻制度和多元婚姻永远被禁止”。如今，多妻制在全美国范围内都是违法的。同时，因为证明的困难，法律执行机关对多妻制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在法律层面上，州政府采取间接的方式应付多妻家庭，比如禁止儿童重婚，提高同意结婚的年纪，对逼迫年轻女子多妻的犯罪提高刑罚。

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现代香港法的应对

前已提及，在中国古代，形式上为一夫一妻制，实质上则实行多妻制。古代社会，但凡官宦殷实之家，男主人大多纳妾。于是，中国古代家庭内的称呼是异常复杂的。以《唐律疏义》为例，《名例》篇涉及“母”名号的地方，有“亲母”（生母）、“继母”（嫡母死亡或者被休，父亲再娶的为继母）、“嫡母”（父亲非生己身的妻、庶子称父之正妻为嫡母）、“慈母”（妾无子女，或者妾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父亲指令他们成为母子，称为慈母）、“出母”（被休弃离家之母）、“养母”（无儿，收养宗族内人的儿女，称养母）。以女子名号区分，则有“妻”、“妾”和“媵”（唐五品以上通贵之高官，有资格在妻之下、妾之上增加媵）。

中国人讲究等级有序的礼制，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让成群的妻妾有序，法律于是规定了妻妾不同的法律地位。法律等级既定，妻妾地位则不许僭越。《礼记》载，夫妻为“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妻是娶的，妾则是买的。《唐律疏义》解释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辈类；妻讲究门当户对，夫妻平等。《说文解字》说，“妇，与夫齐者也”，妾则讲究男女恩爱；妻只有一个。《唐律疏义》解释说：“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妻，本不成妻”，妾则无定数。

妻子只能够有一个，因此，法律禁止一女两许，更禁止有妻再娶。《唐律疏义》第175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辄悔及更许他人”规定：悔婚者，杖六十；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第177条“有妻更娶妻”规定：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妻妾不得乱位。第178条“妻媵妾乱位及以婢为妻”规定：以妻子为妾，以奴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地位高于奴婢）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唐律疏义》解释道，乱位者，亏夫妇之正道，亵渎人伦法则，颠倒上下尊卑，混乱了经典礼制。另外，婢虽放良，也不得为妻。

同理，发生夫妻媵妾打斗的地方，刑罚的处罚也是不一样的。依唐律《斗讼》篇第325条，夫殴妻致伤者，减凡人二等，致妻死亡的，以凡人论。夫殴妾者折伤以上者，减妻二等。妻子殴伤杀妾，与夫殴杀妻同。夫过失杀死妻妾的，多无罪。第326条规定，妻殴夫者，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斗伤三等。致死者，斩。媵及妾犯夫者，各加一等。过失杀伤夫者，各减二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杀者，各斩。

1949年前，中国婚姻制度一直保持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大陆地区的严格一夫一妻制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妾”，法律上并无规定，实践上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势。国内学人对此的法学探讨也鲜见于法律文献。不过，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司法实践，倒是反映了西方现代法律对东方多妻制的应对。

西方人在东方殖民之后，适用了西方的法律。在财产制度方面，按照西方人的理念塑造东方人的生活，不在话下；而在人格身份方面，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却困难重重。多妻制的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总不能够让妾携子流落街头，滋生社会问题。在香港，一夫一妻多妾婚姻称为“旧式婚姻”。黄海如博士写有《香港法律对旧式婚姻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文，详细地分析过旧式婚姻在现代法律体系下的应对方式。总体的原则是，法律维护婚姻上的一夫一妻制，不过，过往既成的妾类，其法律上的权利应该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这里，以黄海如博士所引用的一宗发生于2007年的继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香港人如何处理妻妾的财产纠纷。死者被继承人为一医生，他的妻子先于他死亡，且无子女，也无遗嘱。被继承人有两位母亲，一为被其父休出之生母，一为妾升为妻的慈母，被继承人对慈母有养育之恩。被继承人死亡后，慈母为遗产执行人。生母为了得到财产，状告了慈母，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律的问题是，二位母亲如何继承死者的遗产？依据香港1971年《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第7款，无配偶及无子女者，父或母可以继承财产。该法为现代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母有妻妾的问题，而现代法律精神则只承认子女只有一对父母。本案中，原、被告都是死者的母亲，就当初的身份而言，一为妻，一为妾，前者生了被继承人，后者养育了被继承人。但是，现代法律却不承认“妾”作为死者的“母”的身份，因此，二级法院都没有支持这位被告“妾”。被告上诉到了终审法院，援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她要求提供慈母继承的权利。终审法院仍然不支持被告依照《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继承死者的遗产。法院认为，只有一位母亲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死者的生母，即原告。不过，被告对死者有养育之恩，因此，被告仍然可以按照1995年《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三条第1款和第4款，从死者的遗产中获得经济的给养。

历史上讲，多妻制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后来多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但也特殊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以西欧、北欧和北美为代表的“文明”社会，多妻制被视为野蛮和邪恶。在那里，多妻制因与现代平等和民主原则冲突，受到法律的强力打压，而在东方社会，现代法律则保持了宽松和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在推行一夫一妻婚姻的前提下，对历史遗留的多妻制所涉人群，适当予以人权保护。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