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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
上海市消防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沪消发[2008]70号


局属各单位:
《上海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已经第四次局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工作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局防火部技术处联系。
此通知。


附件：关于《上海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起草说明


二○○八年四月三日


上海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了加强和规范本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保证消防产品的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上海市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在本市范围内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消防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定义] 本规定所称消防产品是指专门用于预防、扑救火灾和在火灾现场防护、救生使用的产品，以及防火材料、阻燃制品等消防相关产品。
第四条 ［原则］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单位负责、行业自律、中介评价、政府监管的原则。
第五条 ［产品准入制度］国家对消防产品市场准入实行强制性认证、型式认可和强制检验制度，合格的产品方可销售。进口的消防产品与境内生产的消防产品实行相同的市场准入制度。
实行强制性认证和型式认可的消防产品，必须按规定使用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型式认可标志和消防产品身份证标志。
实行强制检验制度的消防产品，由市消防局组织工厂条件审查并抽封样品，厂家送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
灭火器维修由各区（县）公安消防支（大）队组织实施维修条件审查并抽封样品，维修单位送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
第六条 ［质量保证］消防产品实行终身质量保证制度，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企业标准。尚无国家标准，需制定地方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并应经有关部门及消防产品专家评审确认。
消防产品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的消防产品负责，可采用第三方见证检验等有效措施，确保产品的性能始终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第七条 ［生产单位职责］消防产品生产单位应当对其生产产品的质量负责，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出厂产品质量与强制性产品认证、型式认可或者强制检验的结果一致，提高售后服务质量。
消防产品生产单位应当提供产品符合市场准入制度的证明，并明示其产品的贮运、安装、维修、使用要求以及失效、报废规定。
防火材料、阻燃制品的生产单位应当将经检验证实的防火阻燃性能指标，明确标示在产品或其包装上。阻燃制品应粘贴阻燃制品标识。
第八条 ［销售单位职责］消防产品销售单位和个人应当查验、保存所销售消防产品的市场准入证明和有关技术资料，建立并落实进货检查验收、销售质量管理等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消防产品的质量。
第九条 ［安装单位职责］消防产品安装单位应当查验、保存所安装消防产品的市场准入证明和有关技术资料，建立并落实进货检查验收、安装质量管理等制度，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消防技术标准、施工规范和相关要求，保证消防产品的安装质量。
第十条 ［维修单位职责］消防产品维修单位应当对维修质量负责，严格执行国家或者行业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技术规定，保证维修产品的质量。维修后的产品应当张贴维修标识，标明维修单位、维修日期和安全使用期等规定内容。
第十一条 ［使用单位职责］消防产品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查验、保存所使用消防产品的市场准入证明和有关技术资料，建立并实施消防产品的检查、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按国家有关规定正确配备和使用消防产品，定期组织检修，确保消防产品完好和消防系统运行可靠。
第十二条 ［行业自律］消防产品生产、销售、安装和维修单位可通过上海市消防协会等行业社团组织建立自律机制，制订行规行约，维护行业诚信，处理群众投诉，相互督促，依法履行产品质量责任。
第十三条 ［公安消防机构职责］市消防局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消防产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本市范围内对市场准入制度执行情况以及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消防产品行为的监督检查，依法对上述不符合市场准入制度或质量不合格的消防产品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依法对地方消防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实施监管，对区（县）公安消防支（大）队开展消防产品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业务指导，采集本市范围内的消防产品生产单位信息并建立档案。
各区（县）公安消防支（大）队负责管辖范围内销售、安装、维修、使用消防产品行为的监督检查，依法对销售、安装、维修、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制度或质量不合格的消防产品违法行为进行处理，采集管辖范围内消防产品销售、维修单位的信息并建立档案。
第十四条 ［产品检查形式］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产品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的消防产品进行检查、检查检验和现场判定；
（二）对举报的消防产品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三）对消防产品开展专项检查；
（四）其他根据需要进行的消防产品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产品检查内容］公安消防机构实施消防产品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证明和认证、型式认可标志、身份证标识及阻燃制品标识；
（二）消防产品合格证、产品铭牌及使用说明书；
（三）消防产品的外观标识、结构部件、材料、性能参数等与强制性产品认证、型式认可或者强制检验结果的一致性；
（四）消防产品的性能；
（五）施工安装记录等其他与消防产品质量有关的内容。
第十六条 ［检查记录］公安消防机构的监督检查人员进行消防产品检查、检查检验、现场判定、专项检查和举报处理时，均应填写《消防产品监督检查记录》。《消防产品监督检查记录》交被检查单位主管人员或被检查人阅后签名。被检查单位或人员对记录有异议或者拒绝签名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十七条 ［判定报告］公安消防机构对消防产品质量按规定需要现场判定的，应当现场判定，经现场判定质量不合格的，应出具《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报告》。
第十八条 ［抽样检验］公安消防机构对消防产品质量现场无法判定的，可以监督抽样检验。抽样数量不得超过检验的合理需要，检验费用在消防业务经费中列支。
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消防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对现场判定结果或者监督抽样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现场判定报告或者检验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实施监督抽样检验的公安消防机构申请复验。承担复验的机构由受理复验申请的部门指定。
第十九条 ［行政处罚］公安消防机构发现违法生产、销售、安装、维修和使用消防产品的行为，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证据保全］公安消防机构办理消防产品行政案件，依法实施扣押时，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扣押物品清单》。被扣押的消防产品经检验属于合格的，应当及时解除扣押，返还当事人；经现场判定或者抽样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扣押的期限为30日。消防产品检验期间不计入扣押期间，但应当将检验时间告知当事人。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将被扣押物品退还当事人。
需要延长扣押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15日经本级公安消防机构负责人批准，并通知当事人。同意延长的期限，应当只限一次；批准延长扣押的期限不应超过30天。
第二十一条 ［举报处理］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受理消防产品的举报，并按规定调查、处理、回复，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二条　［信息公告］市消防局应按《消防产品监督信息公告制度（试行）》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告。
灭火器维修单位获得市场准入情况、实行强制检验制度的消防产品检验结果的信息由上海市消防局统一向社会发布。
群众有权查阅消防产品公告信息。
第二十三条 ［档案管理］消防产品生产、销售和维修单位应当配合行业部门、消防机构做好消防产品基本信息数据采集及网上录入工作，填写《消防产品生产、销售、维修单位登记表》。
消防产品监督检查应建立档案，在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消防监督检查、举报查处、消防行政处罚中，对消防产品的质量监督形成的文件资料，可随其工作建档。
消防产品监督专项抽查卷应包括：《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复查意见书》、《消防产品监督检查记录》、《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报告》、抽样记录、检验报告、专项监督抽查材料、证据材料、举报处理记录、案件移送记录、市场准入情况等有关文书资料及审批资料。
第二十四条 ［廉政纪律］公安消防机构在实施消防产品监督检查时，公安消防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着制式制服，出示证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得干涉消防产品生产、销售、安装、维修单位的正当经营活动，不得利用职权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安装、维修单位和品牌。违者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施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关于《上海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上海市消防条例》，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净化上海消防产品市场，防止消防产品监管领域的失控漏管，提高人民群众对消防产品监管领域的满意度和新期待，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局专门起草了《上海市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现就有关《暂行规定》的起草工作作有关说明。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一）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范性文件对消防产品的规定较为分散，不系统，不利于社会群众掌握国家对消防产品领域的有关政策和规定，也不利于公安消防机构更好地依法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因此，通过本《暂行规定》，可以进一步向社会各方面指明国家在消防产品领域的政策，以及各单位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二）消防产品领域各行政部门交叉管理的现象长期存在，由于各自的职权不清，形成了各部门“都管又都不管”的局面，为改变这种局面，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对消防产品监督管理的诉求，我局对公安消防机构所担负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此《暂行规定》即为梳理结果，将此《暂行规定》向社会发布，以便于社会对公安消防机构的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执法行为进行全面监督。
（三）北京、浙江、天津、云南等省都制订有消防产品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本市在立法方面相对滞后，尚未制订这方面的规定，《暂行规定》这一规范性文件的发布可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法律空白点。
因此，将消防产品监督管理的有关内容，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进一步明确，已迫在眉睫。
二、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细化职责，分解责任，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通过制定《暂行规定》，使本市的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工作真正做到有人管理，有人落实，有人整改，有人担责，真正建立起“单位负责、行业自律、中介评价、政府监管”的消防产品监督管理机制。
（二）强化监督管理，明确和发挥公安消防机构的职能。通过制定《暂行规定》，使公安消防机构对消防产品监督管理的监督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可保证消防行政执法规范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法定职责规定，我局对公安消防机构的职责按内部机构设置进行有效划分，依法充分发挥各级公安消防机构的监管能力，防止失控漏管。
（三）明确行业自律：通过社会中介组织、行业社团，完成对消防产品行业的自律管理，配合政府部门尽快完成向公众服务型的转变。
（四）明确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单位职责：《暂行规定》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通过梳理，进一步强调国家消防产品市场准入、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使用单位的管理政策和各自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便于社会民众据此进行监督。
（五）确定产品检查形式、内容：《暂行规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梳理，明确公安消防机构的权责，理顺消防产品监督检查的形式和内容，依法对消防产品检查记录、判定报告、抽样检验、行政处罚、证据保全方式方法、举报处理、信息公告、档案管理方面的要求进行强调和明确，以规范公安消防机构的行政执法工作。
（六）强调廉政纪律：明确公安消防机构的纪律规定，以便于社会进行警风警纪监督。
三、起草《规定》的过程
《暂行规定》的起草工作得到了消防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沈友弟总工程师专门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会议，对《暂行规定》的起草内容、起草要求作了明确。在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上海市消防条例》、公安部《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北京、云南、浙江等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有关内容及规定，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反复论证、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于年初拿出初稿。为了使《暂行规定》内容更完善、更合理、更有针对性，我局还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多次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并通过公安内网征求了基层单位的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又进行了三次修改，最后在我局法规处的法律指导下形成此报批稿。
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