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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光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问题的复函
1991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1〕宁经请字第2号《关于金光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的请示报告》及《关于强制执行金光公司南洋大厦Ｂ座3层574平方米房产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金光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申请，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市政府批文规定：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60万元人民币，发行股票6千股，其中国家股占40％，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出资；集体、国外和港澳股份占30％；私人股份30％，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职工购买。1987年2月24日经深圳市工商局批准，核发了营业执照。经你院调查核实，金光股份有限公司实有资产58．56万元，其中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以固定资产办公楼房139．87平方米折抵股金25．1786万元人民币投入，超过了市政府规定的认购比例。综上所述，金光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已按规定认购了相应的股份，不应再对金光股份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二、你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金光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员有犯罪行为，应按两院一部法（研）发〔1985〕27号和法（研）发〔1987〕7号通知的规定，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处理。
三、对金光股份有限公司南洋大厦Ｂ座3层574平方米房产的强制执行，应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根据本案情况，即使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六）项之行为，也不需要对有关人员采取拘留措施。执行前还应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协助。
四、审理中如查明金光公司将合作资金挪用，其他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该项资金，可责令非法占用者退还非法占用的资金以偿还债权人。
此复

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金光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的请示报告 〔1991〕宁经请字第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辽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投资公司）、辽宁省对外经济发展公司（简称发展公司）诉深圳市金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光公司）合作经营羊绒纠纷一案，于1990年12月18日审结。判决被告金光公司返还两原合作资金12321764．8元，除已执行4306342元，尚欠8015422．8元，金光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金光公司是1986年8月由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申报，深圳市政府于1986年12月1日批准成立的。市政府批文规定：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人民币，发行股票6000股，其中国家股占40％（2400股），由装饰工程公司出资，集体、国外和港澳股东占30％（1800股），私人股份30％（1800股），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职工购买。按股份分配盈利和承担亏损。批文下达后金光公司于1987年2月24日向深圳市工商局申请登记成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林光舜兼任，经济性质为集体股份企业，公司会计师、工程师、会计员、出纳员、秘书均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派自己的在职人员兼任。在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领取工资，资金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以固定资产办公楼房139．87平方米（计价1800元／平方米）折抵股金251766元，集体投资5万元，外商投资3．52万元，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职工个人投资24．86万元，合计资产58．56万元。公司下设业务部、贸易部、电子经销部等，在经营中，金光公司又聘用了许多闲散人员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业务部经理及业务员等职。成立时在册人员有60名，截至1990年12月份金光公司只剩12人，其中国家职工8人，均系装饰公司正式在册人员，其他系临时聘用人员，金光公司本身没有人事编制。1987年7月，金光公司与辽宁省投资公司、发展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羊绒项目合同后，金光公司即派聘用的业务部副经理胡松到宁夏实施合作项目，两原告根据被告项目负责人胡松指定的帐户，先后将1150万元人民币汇入宁夏银川，由胡松具体支配使用。由于在加工羊绒的过程中掺杂使假，造成羊绒质量低劣，无法售出，直接损失达453万余元人民币，另外还将大量合作资金挪用偿还了金光公司的外债，外借、开支，直接金额达487万余元人民币。该纠纷发生后，被告金光公司已负债累累，处于瘫痪状态，便采取推脱拖延的办法撒手不管，原聘用的人员也逃之夭夭。在我院审理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决定停业整顿，只留一个总经理（已任命装饰公司下属的装饰材料供应公司经理），其余人员回装饰总公司上班。鉴于被告金光公司的现状，执行工作已无法进行，现根据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经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如下：
一、大多数同志认为：应先由金光公司负责清理，不足部分，裁定由金光公司的主管开办单位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理由是：1．金光公司是由装饰工业工程总公司申请开办成立的；2．金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自始至终均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任，公司主要工作人员由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委派自己的在册工作人员兼任。金光公司本身没有人事编制及人事权，实际上金光公司与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问题出现后，国家正式职工回装饰公司上班，聘用人员自行流散，只留下一个总经理，还任命为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下属的装饰材料供应公司经理，兼管应付金光公司的门面；3．市政府批准成立公司的批文及公司章程均规定：“公司实行股份制，盈利按股份分配，亏损按股份承担。”依照《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或第五十二条规定，各股东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金光公司的股份中，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是最大的股东，投入股占40％，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的职工私人股占30％，因此，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既是开办单位、主管单位，又是主要股东，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金光公司在清理整顿公司中没有撤并，不适用按国发〔1990〕68号文件规定处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金光公司实际是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依据国发〔1985〕102号文件第二条关于“呈报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对成立公司认真进行审核，因审核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法（研）〔1987〕42号批复第二条：“企业单位开办的分支机构，企业倒闭后，如果企业开办的分支机构是公司，无论是否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可以根据国发〔1985〕102号通知办理”。可以裁定由主管开办单位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二、有的同志认为，国发〔1990〕68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凡在实际上具备了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法人条件，并且与开办公司的党政机关脱钩的，一律以公司经营管理或所有的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1991〕10号文件第六条规定：“受理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并后的经济纠纷案件，适用该通知第一条的规定。”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不存在国发〔1990〕68号文件第三条“应在收取资金和实物的限度内”、第四条“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情形和第五条“资金一律不得抽回”的问题，应裁定终止执行，待营业执照注销后裁定终结执行。但不太把握的是：1．金光公司至今营业执照依然存在，只是停业整顿，并未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是否适用国发〔1990〕68号文件规定。2．金光公司仅有60万元的注册资产，只是本案涉及的两份合同，就收取原告资金1150万元，违法经营（无经营羊绒的营业范围。加工羊绒过程中掺杂使假）胡乱开支，导致严重亏损，巨额欠款。申请开办的主管部门不承担责任，有关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处理，终结执行既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又不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的规定。
三、金光公司与两原告的合作项目，具体由金光公司业务部实施，公司的正副经理都参与了该项活动，但经济帐目只有业务部副经理胡松经办，两原告汇入的1150万元人民币，完全由胡松支配使用，公司里没有帐，也不提供情况。我院在审理中，通过银行查明了款的去向，胡松用合作资金还金光公司债务100多万元，及其它买房、建厂等开支，共计挪用款487万元。这一大笔款正常情况下，应由公司及上级主管单位来查。为此，我院审结此案时，曾发出司法建议，建议有关部门查处。但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我院的建议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金光公司只剩下经理一人还另被任用，主管开办单位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认为与己无关，推脱不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拟将逃跑的经办人员胡松收审，根据款的去向追索，又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依据。继续向金光公司追款，肯定无结果，国家的损失无法追回。可否在查清确系胡松或其他单位、个人非法占用该项资金后，直接裁定由非法占有者用自己的财产偿还。
以上报告妥否，特报请你院批示。
1991年11月14日


刑罚进化论纲(三）

尹振国


第三部分 刑罚进化的动因

　　根据前面的论述，刑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各种社会现象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的历史现象。那么，刑罚从无到有、从严酷到宽缓、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类型的转换的动力因素或原因何在呢？

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法律制度是一定经济关系或物质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并反过来维护和发展这种关系。这就意味着任何统治者在立法时都应注意现实的经济条件以及相应的经济规律。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由此推之，刑罚的进化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迁与发展。
　　刑罚进化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刑罚是否与社会经济关系相一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它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一旦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上层建筑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被庞德称为“16世纪以来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的法律，在历经这种由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基础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导致的法律变迁的同时，法律在现代社会的也起着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起着一种对社会的重大控制作用，这种作用来自于法律的实现、法律实施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而效果是否具有立法者的想法具有同样的社会积极意义，是否实现了立法目的、是否达到了其管理社会和控制社会的目的也同样导致了法律的变化。
　　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发展，促进剩余产品的增加和私人占有财产的可能性，也开始出现专门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原始社会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还不大，人们作为整体来活动，财富共有。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有了剩余产品，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开始出现。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扩大，必然会产生私有制，于是人有了个体的（权利）利益需求。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需要平等的主体身份、生产条件、交换条件和交换规则 。[75]同时，商品也是天生的不平等派，它必然带来财富分配和占有的不均，并逐步形成更大的以阶级对立为形式出现的差别。特权阶层产生，为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刑法就必然产生。
　　经济基础也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法律作为社会中主要的控制手段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有的学者指出“法的变革有两个基本的路径：政府推进型的法律变革和社会演进型的法律变革”，这是一种对促成变法的决定力量或主要推动力量的认识和划分，但从决定变法的根本原因来看，不论是政府推进型或社会演进性都是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总的或是一点结构上出现了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了法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反映在历史实践中，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展现出来或者实现的。
　　刑罚制度的变迁来自于经济基础或经济因素的不断变化导致的持续性的社会变迁，法律的变化反映着整个社会利益因素的变化，速度的快慢也正反映了社会利益因素的变化，速度的快慢也正反映了社会利益因素互相消长的快慢，另一方面，这种速度的快慢也反映了社会变革的剧烈程度。
　　从法由经济条件所决定这一点讲，法具有某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丝毫不意味着将法和现实经济条件及其经济规律等同。一个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个是通过人们的意志加工创造出来以国家名义发布的法。
　　根据古代文物和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肉刑制度具有终身奴隶的性质，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最初部落俘获敌对部落的人一般会杀掉，但是，人一旦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保存人的生命使之从事生产劳动便是首要的选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封建经济制度已经取代奴役制的情况下，肉刑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劳动力价值也日益提高，剥夺人的自由并强迫人们从事无偿劳动对社会更为有利时，肉刑必然要被以徒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所取代。并且要求劳动力的相对自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的司法资源也是如此。国家对每一个犯罪都判处监禁刑，不仅罪犯在付出代价，国家也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国家还在政治上为适用刑罚付出代价。1986年，欧洲理事会在《监禁刑的替代措施》的报告中指出，面对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实务家们再也不简单地以犯罪学标准（如累犯、处罚性质）来论争问题，却转向以社会经济的标准（如刑罚的社会耗费、刑罚的社会效果）来看待问题了。

二、政治民主化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的著作《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提出了刑罚进化的两个规律：（１）量变的规律：“当社会属于更落后的类型时，当集权具有更绝对的特点时，惩罚的强度就越大。”（２）质变的规律：“惩罚就是剥夺自由（仅仅是自由），其时间的长短要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定，这种惩罚逐渐变成了正常的压制类型。”[76] 在刑罚量变规律中，涂尔干揭示了刑罚的轻重，也就是惩罚的强度与社会类型的性质以及政府机构的性质的正相关性。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类型有落后与先进之分，其标志是看哪一个社会更复杂，倘若复杂的程度相同的话，就看哪一个社会更有组织。因此，社会职能越是复杂、社会机构越是具有组织性的社会，就越是先进的社会。当然，并非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落后社会刑罚一定重，先进社会刑罚一定轻。还要看第二个因素，即政府机构的性质。政府机构越是集权，刑罚也就变得越来越严厉。由此可见，刑罚的轻重之量变，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这里使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专制社会一定会采取严刑苛罚？对此，涂尔干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为维护专制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对专制统治者的攻击，被看作是亵渎神明，因此应该进行粗暴的镇压。二是为维护专制统治者的权威。在专制社会里，所有法律都表达了君主的意志。所以，主要的违法行为似乎都是直接针对君主的。这些行为必然遭致更强烈的而非更温和的谴责。由此，涂尔干得出结论：只要权威是集中的，惩罚就会更强烈，因此，人们就会更容易觉察到所有侵犯权威的人，对他们的反应就更强烈。所以说，大多数犯罪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了；惩罚的平均强度也得到了格外的加强。显然，涂尔干对专制社会里刑罚之所以严厉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由专制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对此，法国著名启蒙学家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专制制度的原则是恐怖，而刑罚正是制造恐怖的有效工具。因为专制制度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对社会的统治。为维护这种统治的稳定，必然采取血腥的镇压手段。”因此，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是对人进行压迫的一种制度，而刑罚就是这种压迫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焉能不严酷？

三、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求进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控制的目的决定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多样性的，各种社会控制方法决定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多样性的，法律、道德、舆论、纪律、习俗和宗教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是综合性的。
　　刑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是一种代价最大、不得已而用之的社会管理手段。刑罚的本质是管理，它是其他社会管理方式的替代性手段。也就是说，刑罚是在其他社会管理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采用的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刑罚是其他社会管理失效的代偿。由此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社会管理水平低的社会刑罚重而社会管理水平高的社会刑罚轻。因为在社会管理水平低的社会，其他社会管理方式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因而只能通过刑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而在社会管理水平高的社会，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其他社会管理方式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只有极个别或极少数的社会矛盾才需要通过刑罚来加以解决。例如，在一个税收管理制度十分完善的社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税收犯罪。即使有，也可以及时发现并有效地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对税收犯罪当然就不需要使用重刑。但在一个税收管理制度极不完善的社会，依赖行政手段难以有效地完成税收职能，只能动用刑罚，因而税收犯罪必然需要重刑。 [77]

四、社会组织形式的复杂化

　　社会组织结构和复杂性不同，对社会控制的形式要求也不同。但一个社会组织的结构越复杂，法的产生和变革的机率就越大。一般来说，相对简单的社会具有极高的可预测性。传统的习惯使一系列的行为预期完全内化，根本无需成文的规范，法没有产生的必要；随着社会日益的规模化和复杂化，那么社会成员的利益必然日益多元化，人们之间行为的可预测性程度利益降低，这样人们之间的冲突会越来越多，那么法律作为一种最有效率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就会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日益的复杂，单靠部落首领来调解冲突和维持社会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就产生了，随之，代表公共机构的官僚体系产生，作为国家的基本构件的法院、监狱、警察就产生了；刑罚由少数的部落首领掌控转移到专门的机构，私人复仇转变成国家复仇。
　　同时，社会的日益复杂和规模化，犯罪的种类和复杂程度也日益的增加；作为打击犯罪武器的刑罚必然日益变得专业化和复杂化。可见，社会与法律彼此联系的普遍事实，导致了刑罚的进化。

五、思想观念的变革 [78]

　　“思想往往是变革的先导”，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刑罚思想从既漠视社会利益，又漠视个人利益的报应主义刑罚理论，演进到既强调社会利益、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刑罚功能理论，发展到注重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理性主义刑罚功能理论。报应主义长期成为责难对象，功利主义理论正在受到现实和理性主义刑罚功能理论的挑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两者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个人应该维护社会利益，社会应当尽量保护个人利益，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利益、价值都应当受到社会领所应当的尊重。但是，就目前而言，社会还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性主义不能真正实现。也许，功利主义刑罚功能理论与理性主义刑罚功能理论的辩证统一，是刑罚功能理论和实践的最佳方案。
　　以人为本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征表，也是刑事法治的精神底蕴。刑法的伦理价值本质在于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人应有权利的关注，刑法的存在，刑法的使用目的，不在于惩罚报应人本身，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而在于对人情、人性的培养，在于人格的矫正与完善，在于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因此，刑罚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刑罚谦抑是现代刑罚的应有之义。
　　刑罚思想往往影响刑罚制度的变革 ，刑罚制度的变革又影响着刑罚思想的变化。从人道主义、重视人类自身价值的思想角度，刑罚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朝着更加缓和、人道、文明的方向发展。

六、立法者的立法选择

　　在 《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认为，家养物种起源于少数几种野生物种，但由于物种本身有遗传和变异两种性质，其中对人类有用的变异就在人工选择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保留了下来的有用的性状通过遗传继续传给后代，后代中又出现的变异则再一次被选择。这样，家养物种就沿着对人类越来越有用的方向进化。
　　可见，相对于自然选择，人工选择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出适合于人类需要的物种，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忽略的。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这句法律名言道出了法律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必须与社会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二是法律应该稳定，不应朝令夕改。法律的实施能否达到制定时的预期效果无法在法律实施前测出。法律实施与立法者的意图的背离必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化， 立法者会制定出一项新的法律来取代原有的法律。
　　同时，无论立法者的立法技术有多高、法典制定得有多好，但如果法律不为人们所认同、不方便当地人加以使用。那么法律的价值是无法实现的。例如，秦律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法律，但是由于过分严酷，终于不被人所接受。
　　总之，立法者的立法选择是刑罚进化的动力之一。

七、刑罚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