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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广电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有线电视收费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9〕2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广播影视局：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积极利用价格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有线电视数字化工作，有线电视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为进一步规范有线电视服务收费行为，维护有线电视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有线电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现就加强有线电视收费管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全面梳理涉及有线电视收费项目。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对涉及有线电视用户申请办理开通、移机、停机、复机、过户等手续的收费进行全面梳理，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要予以取消。数字化整体转换中向有线电视用户发放数字电视机顶盒IC卡不得收取费用，所需开支计入经营成本；对因损坏、丢失而申请补领IC卡的，可适当收取工本费，工本费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二、合理制定有线电视收费标准。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实行政府定价；有线电视增值业务服务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收费，由有线电视运营机构自行确定。各地制定和调整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要严格执行《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充分考虑有线电视用户的承受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做好新制定收费标准和原标准的衔接工作。对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成本偏高的地方，要通过适当延长还贷期限、增加财政投入、节约开支等措施降低分摊成本，要通过增值业务服务、数字电视付费节目的收入弥补部分转换成本，以降低提价幅度。已制定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不得提高。要做好成本监审工作，并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方面意见。有线电视网络经营者统一为用户配置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机顶盒价格要按照不盈利的原则核定，并随着生产成本变化及时调整，减轻用户负担。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允许用户自行从市场购买符合技术规范的数字电视机顶盒。
　　三、认真研究落实收费减免政策。各地在制定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时，对民政部门认定的农村五保户、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国家确定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户、领取政府定期救济补助的特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等低收入用户，要研究制定收费减免政策及补偿办法，并监督落实到位，使低收入用户在有线电视数字化过程中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广播电视服务。
　　四、切实做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中相关工作。有线电视数字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需要有一个逐步理解和适应的过程。有线电视网络经营者执行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应以收视节目和服务功能有明显增加、收视效果和服务质量有明显改善为前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地区，在过渡期内要有供用户自愿选择的方案，保留至少六个模拟信号频道，转播中央、省和当地电视台的主要节目，供暂时不愿收看数字电视的原用户免费接收。各地要积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络等多种方式宣传出台有线电视收费政策的目的和意义、制定收费标准的依据和相关减免措施，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争取广大用户的理解和支持。
　　五、加大对有线电视收费的监管力度。各地要加强对有线电视收费的监督检查，督促有线电视网络经营者按照规定公示收费标准、减免政策、举报电话等与有线电视服务和收费相关的内容，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要认真受理群众对有线电视服务和收费的投诉或举报，严肃查处有线电视网络经营者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扩大收费范围等乱收费行为，同时对非法经营有线电视网络的经营者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广大有线电视用户的合法权益。
　　各地要根据本通知精神，进一步完善有线电视收费政策，加强有线电视收费管理，确保有线电视健康有序发展。贯彻落实的具体情况，请于12月底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广电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广电总局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引渡：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法学教授 刘廷吉

　 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公布施行，必将促进我国在惩罚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保障引渡的正常进行。

　 引渡追溯

　 引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至18世纪末叶以前，引渡的对象主要是叛乱者、逃兵和异教徒，并且是否引渡完全由君主自由决定。当时的引渡只不过是各国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交易的一种工具而已。

　 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等刑法原则的确立，引渡的对象、程序和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833年10月1日，比利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引渡法即《引渡法大纲》，英国也于1870年颁布引渡法，明确规定了严格的引渡程序，标志着现代引渡制度的诞生。

　 引渡的法律依据

　 在国际实践中，引渡一般是以国家间的引渡条约为基础的。引渡条约通常为双边的，如1971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197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订立的引渡条约。这种双边条约是各国间相互承担引渡义务的主要根据。多边的则有《美洲国家间引渡公约》（1993），《欧洲引渡公约》（1952）和一些规定有引渡条款的国际专约，如《凡尔塞和约》（1919）、《关于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利的柏林宣言》（1945）、《对意和约》（1947）、《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1948）、《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条约》（1971）、《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等。但根据引渡条款，都不是强制引渡，而是要么引渡，要么起诉。

　 既然条约尤其是双边条约是引渡的基础和根据，所以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国家则没有引渡的义务，是否引渡、在什么条件下引渡，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比如，基于礼让或友好关系也可以引度。

　 请求引渡的主体

　 请求引渡的主体，即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有以下三类：

　 1、罪犯国籍所属的国家。根据是属人优越权。

　 2、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根据是属地优越权。

　 3、受害国家。根据是保护性管辖。

　 如果有几个国家为同一罪行同时请求引渡，被请求国如何处理？一般规则是：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有优先权；如果数罪则根据被请国法律罪刑最重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国优先；如同样严重则根据请求的先后决定。

　 引渡的客体

　 引渡的客体是指被他国指控为犯罪的人。可以是请求引渡国家的国民，或被请求国家的国民或第三国的国民或无国籍人。其中被请求引渡国家的国民，除英、美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引渡。英美之所以不拒绝，是因其固执刑法属地性观点和不处罚本国人在外国的犯罪行为原则。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引渡对象是第三国的人，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有无通知第三国的义务？对此理论上有分歧，实践中无规定。一般倾向是，请求国根据属地优越权，无通知义务；而被请求国根据第三国的属人优越权尤其是保侨权利，应予通知，但也不是义务。

　 引渡的条件和程序

　 可以作为引渡条件的犯罪，必须是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并必须至少应判处一定徒刑的行为，即所谓的“同一原则”，也叫双重犯罪原则，或至少是引渡条约上所指定的犯罪。一般是普通刑事犯罪和战争罪、劫机罪等。而轻微的犯法事件，如违警罪不构成引渡条件。另外，有的引渡条约还专门规定有不准引渡的理由，如被请求缔约国的公民，在被请求缔约国犯了罪的，根据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由于时效等原因不能判刑的，或被请求缔约国已对引渡罪犯的犯罪作出判决或决定不起诉的。同时，引渡条约一般还规定不引渡政治犯，宗教犯罪和违反军法的犯罪如逃兵一般也不引渡。引渡罪犯的请求一般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请求一般通过引渡请求书提出，请求书由外交代表或领事代表或国家政府转达通知，并附送犯罪的证明材料。在被请求通知决定移交罪犯的时间和地点之后一定期限内，请求国必须接收，地点一般在边界适当处。接收之后即完成了引渡程序。

　 请求引渡国只能就提出请求和准许引渡的罪名进行审判或执行判决，即所谓“专一原则”。否则被请求国有权提出抗议。请求引渡国不经被请求国同意，一般不得将罪犯再引渡到第三国。

　 我国引渡的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3年，我国曾与邻国和友好国家签订过一些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都没有包括引渡的内容。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犯有罪行的外国人，外国要求引渡的，原则上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或双边协定办理。对不具备上述条件而外国要求引渡的人，则由我国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引渡。由于没有引渡条约，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外逃的罪犯和犯罪的外国人多通过与有关国家间的友好合作，采取遣返方式达到相互引渡罪犯的目的，即不通过外交途径，而是由两国警方合作，将罪犯驱逐出境后移交对方。如1983年，巴西将杀人犯姜洪庆、董德亮遣返我国；1987年，南也门将杀人犯李文龙遣返我国；1988年泰国将诈骗一百三十余万元人民币的案犯李牧遣返我国；1989年，日本将重大诈骗犯费宣遣返我国；1989年，菲律宾将贪污240万元人民币的案犯张振忠遣返我国；1990年哥伦比亚将盗窃10万美元案犯桑继辉遣返我国等。

　 1993年以来，我国已先后与泰国等1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彼此建立稳固的、可靠的引渡关系。2000年8月17日，我国派4人工作组赴蒙古执行引渡任务，经中国驻蒙使馆协调，8月22日，在乌兰巴托机场，蒙古警方将逃蒙疑犯杨彦军正式移交给工作组，下午3时顺利到京。这是1997年8月19日《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中蒙警方进行引渡工作的首次合作，也是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公布施行，使我国在处理引渡问题上有法可依，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引渡制度。引渡法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引渡合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