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惠州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及《惠州市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惠州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及《惠州市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的通知
惠府〔2008〕10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惠州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和《惠州市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业经十届6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惠州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九月八日
惠州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决策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保证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决策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行政决策应当坚持依法、科学、民主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决策分为一般行政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一般行政决策实行主管领导个人决定的决策方式；重大行政决策实行集体决定的决策方式。
第五条 下列事项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确定或调整。
（二）年度或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或调整。
（三）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的确定或调整，以及重大项目资金的安排。
（四）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农业、电子信息业、环保、商贸、旅游、科教文卫、城建等重大建设项目的确定或调整。
（五）土地、矿产、河砂、水等有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六）区域性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
（七）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各类专业规划的确定或调整，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规划或重要街区、路段的改造规划以及城市公共管理职能的确定或调整。
（八）环境功能区划和自然保护区域的确定，对影响环境和危及人身安全的特定物品或动物采取的禁止或限制性措施。
（九）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采取的辖区范围内长期限制措施。
（十）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
（十一）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的定价和调价。
（十二）重大社会保障、福利措施的制定。
（十三）重大人事任免决定。
（十四）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十五）其他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第六条 是否列为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由政府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审定。
第七条 建立调查研究制度。把决策前的调查研究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先调研后决策。所有决策调研都要形成调研报告。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参加调研，摸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建立调研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汇集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决策研究力量，共同搞好调查研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决策课题，经政府研究，可委托有关专业机构进行，也可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第八条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影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专家咨询论证。
第九条 建立重大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第十条 建立健全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决策后评估机制和纠错改正机制。及时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反馈，根据跟踪反馈情况适时调整和完善决策。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重大决策一般应经过以下程序:
（一）意向征集。由政府办公室根据政府领导意见，对上级机关工作要求、职能部门工作意见、下级机关工作建议和社会各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析和研究，形成决策意向信息。经政府主要领导核准，或经一定范围内酝酿，确定决策意向。
（二）调查研究。决策意向确定后，由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牵头，组织有关部门、有关专家成立调研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三）咨询论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议，就决策事项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决策咨询专家意见书》。
（四）征求意见。根据决策事项的具体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一般要征求下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有的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的意见，有的还要征求上级主管部门和外地相关单位的意见。征求意见可采用座谈会、征求意见会、论证会、听证会、在新闻媒体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发征求意见函等任意一种或一种以上形式进行。主办单位根据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反馈的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予以说明。说明材料中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实施该方案的必要性、合法性或合理性、可行性；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对方案的主要意见和意见的采纳情况；方案实施后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说明材料要及时向相关方面反馈。
（五）公示和听证。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应在决策前进行公示或听证。公示和听证情况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
（六）法律审查。重大决策出台前，须先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主要审查各项决策是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是否与现行政策规定相协调，是否符合国际惯例，是否存在其他不适当的问题。法律审查通过后方可提交政府决策。
（七）试点试行。对涉及面较广、试验性较强的决策措施，应在局部范围内先行试点，以检验决策的可行性，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实施。对具有较强前瞻性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应先试行，经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正后，再正式决策实施。
（八）形成决议。政府单独作出的决策，需经过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集体研究作出；党委、政府联合作出的重大决策，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研究后，提交党委常委会议或全委会议研究决定。
（九）决策结果公开。对重大事项作出的决策，应当按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上述（一）、（二）、（三）、（四）、（六）、（八）、（九）项为必经程序，（五）、（七）项视情况确定。
第十二条 对本规定第五条所列重大事项中属特别重大的事项，须由政府采取通报情况会等形式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意见，并经政府常务会议或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需向党委报告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经党委审定后，由政府发布并组织实施。依法应由人大审议决定的，还应当提出议案，报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后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发生重大紧急事项、突发性重大事件，要及时启动相应的紧急预案，作出妥善处理。
第十四条 加强决策的执行监督，保证政府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一）建立责任体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政府作出的各项决策，政府办公室要进行分解、细化、量化，提出明确要求，将责任落实到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明确工作标准、进度和完成时限。重大决策事项的执行落实情况可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
（二）建立健全报告和通报制度。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报告制度。执行责任人要定期向决策机关报告工作情况。半年和年终政府相关部门应向政府分别写出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专题报告。阶段性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应根据工作安排和完成情况及时报告。要建立经常性的社会通报制度，凡经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作出的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其阶段性工作成果和整项工作完成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布。
（三）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决策执行责任人要建立自查自纠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决策目标的实施。政府督查办和目标管理考核部门要加强对决策目标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对其工作完成情况及时进行通报。对督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按决策目标管理权限，及时向本级政府汇报，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发出限期整改督办责任书，督促执行责任人抓好落实。
（四）建立健全执行责任协调机制。对全局性工作和重大决策，可成立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并在主管部门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联系协调。对涉及多部门、多单位的综合性工作和决策目标，实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牵头部门搞好协调。对主要由某一个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决策目标，执行部门要建立健全内部协调机制。
（五）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主动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结合日常督查和年终考核，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六）落实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对超越权限、违反程序决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做到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统一。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惠州市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决策责任，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中具有决策权的工作人员，对其在实施决策过程中，因决策错误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责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决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因决策过错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产生恶劣影响的，应当追究决策过错责任：
（一）决策人未按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
（二）决策人超越法定职权实施决策的；
（三）决策人明知决策错误，未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
（四）决策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实施决策的；
（五）对应由本人作出的决策进行推诿或者拖延，不作决策的。
第五条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的方式：
（一）责令改正；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给予通报批评；
（四）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
（五）给予行政处分；
（六）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根据过错情况单处或者并处。
第六条 决策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七条 承办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八条 审核人改变承办部门负责人的正确意见，导致主要领导发生决策过错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未经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九条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违规指令、干预，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指令、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
第十一条 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过错后果发生的，决策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承办人，一般指具体办理决策事项的部门主要领导或部门内设机构的具体办理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主抓决策事项的负责人；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及有批准权的主管领导。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具体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人员，视为审核人、批准人。
第十三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决策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第十四条 对于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较小的一般过错的直接责任者，责令改正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责令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做出检查。
第十五条 对于情节严重，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严重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直至降级处分，并给予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第十六条 对于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特别严重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处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第十七条 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依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决定。对下一级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领导人员的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由监察机关负责。
第十八条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经调查，对过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做出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决定；对事实不清或者无过错的，不予追究。决策责任追究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并送达责任人和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检查、执法监督机关要求调查或者上级机关指令、责令调查的，应当将结果报送该机关。
第十九条 责任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在调查、处理中应当听取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二十条 责任人对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及其上一级机关或者同级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申诉受理机关应当在三十日内做出回复。
第二十一条 对责任人的行政处分，应当向上一级主管机关、同级监察和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保险法针对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规定了保险人的提示对方注意并且明确说明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义务，以及保险人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但是，所谓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文义涵盖过宽，将合同中一切限制保险人承担危险范围的条款、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皆统括于其中。 保险人免责有复杂的原因，既可能与相对人的违约或其他过错有关，也可能是国际通行的业务规则，还可能是保险法明确规定的结果。 因此，如果不考虑保险人免责条款的多样性，将其一概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可能导致该规则在司法中的滥用。笔者通过分析保险合同中某些免责条款所具有的特殊性，提出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应限制其适用范围的观点。
一、保险法有关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
保险法的规定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根据保险法的上述规定，保险人采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承担以下四项缔约义务：第一，交付格式条款的义务。第二，说明合同内容的义务。第三，提示投保人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下简称免责条款）的义务。第四，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这四项义务通常被统称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1]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核心在于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交付格式条款与提示注意免责条款皆为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程序性准备——未交付则说明对象不存在；明确说明必以提示注意为前提。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保险人未提示注意、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后果——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即免责条款的说明生效规则。
免责条款生效的含义
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中，所谓免责条款生效并非指该条款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而是指免责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2]并由此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经过法院的审查被认定为有效条款之后，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因此，在当事人就格式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首先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合同准入审查，而后才能适用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进行无效审查。免责条款不生效不等于无效，免责条款生效仅意味着其进入合同，而不意味着必然有效。免责条款经保险人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缔约义务而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是法院判定其有效或者无效的前提。
二、说明生效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大化
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责任免除。由此推论，合同中约定责任免除的条款，即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责任免除的定义
对于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3]第二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是指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范围。[4]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免除与保险责任相对，是指保险人依法或依据合同约定，不承担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责任的风险范围或种类，目的在于适当限制保险人的责任范围。[5]
上述观点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一致强调保险人的义务豁免，但对于义务豁免的具体内容则存在分歧：第二种观点所强调的是保险人赔付保险金义务的豁免。第三种观点所强调的是保险人不赔付保险金所针对的危险范围。第一种观点则将豁免义务的内容统括为保险责任，既包括保险人不承保的危险，也包括保险人承保危险范围之内的特定不赔付。上述各定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充分说明了保险人责任免除的复杂性。综合各观点可以发现，所谓责任免除，在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功能：第一，限制保险人承保危险的范围——某些危险保险人不予承保。第二，在保险人承保危险的范围之内，限制保险人赔付保险金的数额——保而不赔。
说明生效规则之适用范围的错误认识
实践中对于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之适用范围存在不正确的理解，这种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除法定免责之外，保险条款中一切限制、减轻、免除保险人承担危险的范围或者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均属于免责条款，因此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至于保险人免责是否与相对人的过错有关、 免责目的是否在于排除保险人不可保的危险、免责是否属于保险人控制风险的合理化措施，皆在所不论。基于上述错误认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被滥用，其不良后果突出表现为：第一，违背保险原理，将不可保的危险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第二，违背公平原则，保险相对人有过错却无须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违背等价规则，保险相对人未支付相应对价却可以获得保险保障。
产生问题的原因
笔者认为，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被滥用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保险法的规定文义涵盖过宽。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是格式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规定所采取的文字表述，文义涵盖过宽，对该法条进行文义解释的结果是，说明生效规则适用于一切免责条款，且无须考虑免责事由的多样性。基于此，法官将格式条款中一切具有免责功能的条款均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第二，保险人拟定的格式条款编排混乱。保险人为了强化免责效果，将大量原本不属于免责条款的内容置于格式条款的责任免除章节或段落之中，由此造成被冠名为免责条款的合同内容不断增加。如，各保险公司使用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约定，“被保险人饮酒后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的实质在于，约定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原本不应当被归于免责条款之列，而应当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及违约责任。但保险人为了强调其不赔付保险金的结果，通常将这些违约责任条款也编排入合同的责任免除章节之中，进而使这些条款成为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对象。实际上，这一现象并非我国保险业所独有，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也指出，保险条款编排混乱是引起歧义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不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的免责条款
格式保险条款中的某些条款虽然被保险人归于免责条款的范畴，或者在事实上具有限制、减轻、免除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些条款具有特殊性，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不应当适用说明生效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强调
格式条款中存在这样一类免责条款，保险人通过这些条款向相对人特别强调：某些危险不属于保险人承保的范围。这些条款即便被归于免责条款，其作用也不在于免除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保险赔付义务，而在于说明某项危险保险人不予承保。如，保险人通常将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约定为：“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件造成的死亡伤残，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这些保险条款通常另在责任免除段落中约定：“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疾病所致死亡和伤残，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疾病原本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合同中的疾病免责条款，作用在于强调疾病不属于意外伤害，因而不属于保险责任。再如，国内所有保险人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约定，“地震造成的被保险车辆之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实际上，地震免责是一个国际性的保险规则，即便在日本这样的地震多发国家，汽车保险通常也将地震造成的损失排除在赔付之外。[7]上述类似的条款虽然被冠以免责条款的称谓，然而强调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功能决定了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如果法院将此类条款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导致保险责任范围被不合理地扩大，甚至导致保险业公认的不可保危险如战争、地震等被纳入保险责任的结果。
他保冲突
所谓他保冲突是指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指向同一保险利益，由此造成两份合同在赔付范围上互相限制。他保冲突也是保险人在某些合同项下主张免责的事由之一，保险人往往会提出，相对人的某些损失应当由彼合同给予保障，而不应当在此合同项下获得赔偿。上述类型的免责条款主要表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与投保人自愿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自愿三者险）的关系上，国内保险公司所使用的机动车自愿三者险条款，在责任免除段落中通常包含以下内容：“应当由交强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上述免责约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保险人向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首先由交强险给予赔偿，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不足以赔偿的部分，才由承保机动车自愿三者险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人在交强险项下的赔偿义务，即为其在自愿三者险项下的责任免除。
美国法院处理他保冲突的方法是，当两张保单分别保障同一风险时，由法院确定哪张保单提供了首要保障，进而首先强制在该张保单下赔偿保险金。确定首要保障大致包括以下方法：以对特定损失的特定保障作为首要保障、以最先购买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以保障首要侵权人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 以机动车所有人的保单先于驾车人的保单作为首要保障等。[8]我国法院在处理他保冲突条款时可以参照上述思路，在前述交强险与自愿三者险的冲突中，鉴于交强险是强制投保的险种，可以据此认定其为首要保单。应当注意的是，在某些他保冲突的情形下，如交强险与自愿三者险、基本险与附加险，保险相对人如欲获得两份保单的全部保障，必须向保险人支付两笔保险费的对价。在此情形中，如果将与他保冲突有关的保险人免责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将导致未支付两笔保险费的保险相对人与支付了两笔保险费的保险相对人获得完全一致的保障，显然有失公平。
保险相对人的违约责任
保险相对人在享受保险权利的同时，应当向保险人承担必要的义务，以此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保险相对人的义务包括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不履行约定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不利后果。
保险法的某些规定对于当事人约定合同的内容提供了指引，如，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第三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再如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法就避险义务、通知义务所作出的上述规定都是指导性的，如果保险合同并未就此作出约定，保险相对人即无须承担；但如果合同就此作出了约定，避险义务与通知义务即成为保险相对人的合同义务。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通过格式条款为相对人设定合理义务是必要的，这些条款如果不具有保险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即属于有效约定。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 4 条即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如果存在驾驶人未依法取得驾驶证、饮酒、吸食或者注射毒品等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上述免责约定显然指向保险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保险相对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保险人之所以免责是因为相对人的违约责任。类似条款虽然被冠以免责条款，但却是保险相对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此类免责条款如果被纳入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法院以保险人未明确说明为由认定其不生效，将导致保险相对人在合同项下有违约行为却无须承担责任，背离了公平原则。
法定免责的重申
保险法规定了若干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这些免责情形通常被称为法定免责，如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将保险法有关保险人免责的规定直接纳入格式条款，是保险人在设计保险产品时经常采用的做法，此类免责条款也不宜适用说明生效规则。法律一经公布施行即视为进入公知领域，保险人即便不将有关规定纳入格式条款，同样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提出免责抗辩。在保险人将法定免责事由纳入合同的情况下，如果适用说明生效规则将出现法律规定不经说明不生效的结果，岂不荒谬？
四、外国法与国内相关法律的借鉴
有观点认为，各国立法均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然而该观点所援引的外国立法例，与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存在本质差别。[9]更多的观点则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立法的创举，外国立法无此规定。[10]由此可见，课以保险人过度苛刻的缔约义务，为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设定生效条件，并未获得域外保险立法的普遍认同。
在国内法上，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比较该条与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发现，保险法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保险人设定的缔约义务更为严格，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也更为严重。这一规定固然有利于保险交易中的弱势一方，但同时可能纵容投保人疏于关注自身的权利义务，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完成，双方各自承担适度的缔约义务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有学者认为，一般地说，消费者在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上签字，格式条款即订入合同中，即使他并未阅读过这些条款，除非有欺诈、胁迫等因素。这似乎对相对人过于苛刻，其实不然。因为相对人签字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了解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的内容，但没有做到这一点便有过失，不值得加以特别保护。再者，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拘束相对人，如果免责条款及其他格式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时，尚有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和司法控制等环节阻止它生效。既然如此，法律应当确立当事人在合同文件上签字就受其约束的规则。[11]
五、结语：
有些法院已经逐渐认识到说明生效规则在审判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滥用的问题，并且对此予以纠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制定的指导性意见中对于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作出如下定义：包括通常所称的除外责任条款，以及保险合同中所有不因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12]该定义将合同约定保险人由于相对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免责的条款，排除于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准确地把握了责任免除的实质内涵，有助于正确理解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针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将说明特定危险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条款、违约免责条款、法定免责条款、 他保冲突条款等所谓的免责条款排除于说明生效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以统一裁判尺度，防止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在实践中的滥用。
注释:
[1]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 页。
[2]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3]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2 页。
[4]方乐华：《保险与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4 页
[5]吴定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6]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第四版）》，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 页。
[7]梁鹏：《评论与反思—发现保险法的精神》，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8 页。
[8]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第 4 版）》，梁鹏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8—22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