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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企业“破产”逃债及其预防对策

兰平


破产是在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不能清偿债务的前提下，法院根据债权人或债务人本人的申请作出宣告，并依法对其财产进行清理和分配的制度。破产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在商品经济中的体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企业因各种原因严重亏损，在竞争中失去生存能力，而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破产企业财产的依法清理、处分，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有部分企业以破产为幌子，钻目前我国有关破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空子，欺骗债权人，损害国家、集体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谓之“破产”逃债，俗称“破产欺诈”。这种现象严重地背离了确定破产制度的宗旨，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也出现了“穷庙子，富方丈”的怪现象，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在触目惊心之余，深感“破产逃债”行为危害极深，很有必要研究如何预防和制裁这种行为。本文拟从“破逃债产”的产生原因、表现方式及处理办法和预防对策等三方面进行剖析，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破产”逃债行为产生的原因
1、地方保护主义给破产欺诈提供了繁殖土壤。破产企业的 债权人大多跨区域，由于受执法环境的影响，一些地方法院出于各种考虑或屈从于某些压力，在审理破产案件时不顾债权人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对异地债权人有意设卡、刁难，对本地债权人故意偏袒，给破产欺诈创造了机会，特别是清算组，其成员来源于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更使破产欺诈有恃无恐。
2、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助长了破产欺诈行为的产生。当今社会上流传了一种说法叫“要破产就破银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的企业鉴于对银行债台高筑、不堪重负的状况，再加之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减轻本地、本系统下属企业因效益不佳对本地财政的压力，指使企业采取“假破产、真逃债”的办法赖掉、甩脱银行或其他的债务，搞破产欺诈。
3、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也是个别企业搞破产欺诈的原因。破产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离不开法院审判的独立与公正。但从目前受理的破产案件看，尤其是涉及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的，基本上是行政行为。个别企业根本没有达到破产界限，企业也不愿意破产，而当地政府为了某种目的硬性要求企业做假帐、走破产之路甩掉包袱，然后再生。而个别真正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却因上级主管部门的不批准，而不能申请破产。
4、有关破产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具体。为了防止破产企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实施的下列行为无效：（1）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2）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3）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5）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但是受人际关系、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思想素质、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这五种行为有时难以掌握，客观上有的搞破产欺诈的甚至将时间提得更早，以就难以杜绝破产欺诈的发生。
二、“破产”逃债行为的表现方式及处理
（一）破产资格的欺诈及处理
根据我国现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及贯彻意见等有关破产法律规定看，只有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达到破产界限，没有破产障碍时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非法人企业是不能申请破产的。在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破产资格的欺诈方式有以下两种：
1、名为集体或私营法人企业，实为个体企业或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其它组织。针对这种情况，法院均应以查证、认定的事实，依法确认其为非法人的主体（不管工商登记为何种性质）不适用破产的规定，裁定驳回其破产申请，并告知各债权人按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司法部门及时保护其合法权益，以挫败债务人企图通过主体欺诈逃避债务的图谋。
2、“母体裂变、死活拨离” 重新组建新的企业法人。这种情况一般也表现为两种：
其一，划小核算单位，将原破产企业下属的一个车间或部门分立成独立核算的一个乃至多个“二级法人”或“平级法人”。原破产企业虽然存在但除了所负沉重债务以外，几乎无任何财产。
针对这种状况，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有关企业法人分立、合并的权利义务承担原则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裁定追回所有财产，一并纳入该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其二，利用合资、联营等形式组建新的企业法人或名为联营企业法人实为自己经营，以转移企业财产。
针对这种情况，一是应当将申请破产的企业所投入的财产权益，有偿转让给合资或联营的另一方，将所得价款列入破产财产；二是公开竞卖，如果联营、合资企业的另一方不愿购买，则将破产企业投入到联营、合资企业中的资产依法进行公开拍卖，在同等的条件下债权人享有优先购买权，认购者作为新的出资人向工商机关申请变更联营，成为合资、联营企业的出资人；三是对无人购买破产企业投入到联营、合资企业中的资产，则应裁定将这部分资产收回作为破产财产处理。
（二）财产担保的欺诈及处理
根据《民法通则》、《担保法》及物权法原理，物的担保优于人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以抵押、质押、留置的财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也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即别除权。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常遇到以下三种情况：
1、破产企业在申请破产以前已将其全部或大部分资产抵押给其中某一个债权人。
2、与债权人串通，将原已设立的保证人担保为财产担保。
3、破产企业在申请破产以前，将同一财产分别抵押给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人即重复抵押。
针对前两种情况，由于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依照民法原理及有关司法解释确认其抵押行为无效，裁定追回该财并入破产财产。对第3种情况，则应根据民法及《担保法》的规定分三种办理进行处理；一是对在抵押期间抵押物价值已设置抵押部分再作抵押的，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二是对抵押物已被抵押人自己占有并负责保管的，抵押物价值与债务相等，且都履行了抵押登记手续的，可以抵押物抵债；三是对抵押物超过债务数额部分的，裁定追回列入破产财产。
（三）程序时限的欺诈及处理
《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破产企业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不得实施五种禁止的行为：“（1）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2）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3）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5）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有这些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也规定：“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只能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审判实践中，有的债务人为了搞破产欺诈，在申请破产六个月前乃至一年或更长时间内将有关破产企业的财产进行转移、处分，逃避时限的约束，然后再向法院申请破产。
针对以上情况，人民法院应依据所查明的事实责成清算组汇同审计、物价、资产评估等部门对上述财产予以核定，提请法院裁定追回并入破产财产。同时对明知该企业已破产并收到人民法院或清算组的清偿债务的通知书后仍对破产企业清偿债务或财产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相应的处罚。
（四）出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欺诈及处理
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出资单位投资不实或已抽回所投资金，致使破产企业财产减少，债权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法院可暂不立案，通知其出资单位或主管部门将注册资金补足并列入破产财产后，再立案处理。若其出资单位或主管部门不按法院通知的要求补足注册资金，虽然债务人已被工商机关核准注册为法人企业，法院也可根据其注册资金不到位的实际情况，认定债务人不符合法人条件，不具备法人资格，裁定驳回其破产申请。债务人的出资单位或主管部门，在债务人进行了企业法人登记注册、破产立案后，抽回所投资金的，系抽逃资金、逃避债务的行为，法院应裁定，追回抽逃的资金，并列入破产财产。
（五）对资产范围的欺诈及处理
一个企业的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长期以来，人们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厂房、设备等这类有形资产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而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商标权、专利权、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商业信誉、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经营特许权、非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与集成电路设计、服务标记、销售网络等这类无形资产的认识则知之甚少。因而，在企业破产清算时，往往仅重视有形资产的清理、评估或追问，忽视了对无形资产的清理、评估、处理，使破产企业的固有资产不能得到真实、准确的反映。
针对以上情况，法院应加强对清算组的管理，把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纳入破产财产中来；发现有隐瞒、虚报、未报、不报无形资产价值的，人民法院应一律裁定追回，列入破产财产。以免企业钻空子，给破产欺诈以可乘之机。
三、对“破产”逃债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破产立法，加强法制宣传
1、我国现行《破产法》的不足及落后表现。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是：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利，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社会主义竞争创造必要的前提，促使企业自主经营，不断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现行《企业破产法（试行）》是1986年12月2日颁布的，通过《破产法（试行）》的实践已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对破产法进一步完善，重新颁布一部正式的企业破产法。
2、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需要新的更完善的《企业破产法》。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正向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国际惯例靠拢，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经济需要更完备的《破产法》。根据国际惯例，破产法不应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必要保留政府行政干预的条款，凡不应由破产法规定的问题，都应从破产法条文中删去。以使我国破产法更为规范，有利于提高破产案件的办案效率，尽量缩短在程序上所花费的时间。对于债权人及其他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
3、加强《企业破产法》的宣传。《企业破产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规之一，经济生活需要破产法，企业破产法牵涉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破产法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化，更应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较为系统的破产法知识介绍，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讲座等形式宣传破产法的职能，意义，从而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更加有利于人们对《企业破产法》的理解和执行，更有效地防止破产欺诈案件的发生。
（二）建立债务公示、破产警示和强制破产制度
对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企业，要作科学地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研究。对那些可以经过整顿或通过其他改革形式救活的企业，要通过改革整顿救活，有一些企业办不好，要给它以“缓刑”期，看一看，进行帮助；有的企业整体不好，局部可以用，则想法把局部办好；有的分解或兼并可以办好，则分解兼并。对那些确实无法救活，而破产有较大成功把握的企业，在政府同意，统一规划安排，企业自愿，做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的条件下，可按规定程序申请破产。
破产制度是在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不能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务时，由国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实施强制的管理与换价，以对债权人进行公平的清偿为目的制度。根据《破产法（试行）》第八条规定：“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当说明企业亏损的情况，提交有关的会计报表、债务清册和债权清册。”进行债务公开，破产警示，执行强制破产制度，使全体债权人得公平的清偿，而免除债务人无法清偿的部分。使得搞假破产，真逃债的企业无机可乘。
（三）建立破产清算事务所
根据《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清算组即为破产企业的法定管理者。其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中指定，非经人民法院认定或裁定不得更换，以防止不正常地撤换人员。此外，清算组还可以聘任必要的工作人员。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涉清算组依法行使职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的破产法的实施状况来看，要抓好破产案件的处理，防止局部受益，全局受害无穷的假破产案件的发生，清算组是关键。按照市场原则，有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清算组的工作也应走市场化的道路，及时建立破产清算事务所。所长由人民法院从经注册登记的破产咨询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物所等有关机构中指定，成员由所长选聘，报人民法院批准。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配合人民法院和清算组事务所的工作。这样，在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防止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作祟，就能有效地铲锄“破产”逃债的土壤，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正常运行，有利于社会生产健康发展。
（四）严格把握好破产案件的审查立案关
与一般民事、经济案件相比，破产案件具有特定的程序，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破产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作出的裁定，除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外，一律不准上诉。当事人有异议，可向作出裁定的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这一规定使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指导、监督缺乏途径和措施，使“破产”逃债有可趁之机。因此，准确把握好破产案件的审查立案关是审理破产案件的关键的第一步，要从破产案件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入手，全面审查，其中着重从以下三方面严把审查立案关。
1、严格审查破产企业是否具备破产主体资格。根据《破产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申请或被申请的破产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比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联营企业、私营企业等。我们认为其具备了破产主体资格，予以受理；当然，有的国有企业，如公用事业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根据《破产法》不宜宣告破产，所以，对这类企业的破产申请原则上不予受理。对那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等申请破产的，因其不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则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2、审查破产企业是否达到破产界限，所谓破产界限是指债务人不能或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状态。搞破产逃债的常常是为达到逃债之目的，把尚未达到破产界限，通过人为因素，造成达到破产界限的假象。对此，人民法院如何进行审查呢？可从以下三方面审查是否已达到破产界限：一是不能清偿的债务必须是期限已届满，并经债权人请求清偿；二是不能清偿的债务必须是到期的全部债务而非某项债务不能清偿；三是债务人对现有的债务在客观上毫无办法，而非主观上不能。以上三方面的审查，无论是债务人申请，还是债权人申请，均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以确认债务人是否达到破产界限，如果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并呈连续状态，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则可推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马　强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己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己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己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己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
　　2?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
　　3?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
　　4?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
　　5?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
　　6?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