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9号)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的决定》已由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9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9月27日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
2001年1月17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7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健全地方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制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适用本规则。
第二章 立法准备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本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编制本届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项目在实施中需要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定期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立法建议项目。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建议项目。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均可以直接或通过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提出立法建议项目时，应当同时提供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据和法规拟规范的主要内容等说明。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项目，在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的最后一年拟订下一届五年立法规划建议草案；在每年的第四季度拟订下一年度立法计划建议草案。
第六条 起草法规草案，应当听取各方面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
起草的法规草案涉及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设定以及关系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等内容的，应当依法举行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中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行政管理权限或者其他重大问题有分歧意见的，省人民政府在提出法规案前应当负责做好协调工作。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对涉及本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重要立法事项，可以组织起草法规草案，也可以委托大专院校、社会团体或者公民起草。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可以组织起草法规草案的有关调研论证活动，也可以参加由省人民政府部门或者社会团体组织起草法规草案的有关调研论证活动。
第三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九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依照本规则第四章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应当同时提出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立法依据和主要内容。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送交代表。
第十二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三条 在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的同时，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书面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四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五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六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十八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二十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二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三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提案人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提交法规草案及有关资料。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十日前将法规草案送交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应当安排充足的时间，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常务委员会审议重要的法规案，经法制委员会提出、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隔次审议。
第二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就法规草案的必要性和专门性问题等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就法规草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和有关专门性问题以及法规案主要问题等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报告，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后，法制委员会提出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法规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分歧较大的，应当组织分歧各方进行辩论。
第二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汇报，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二稿进行审议。
第二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废止案、法规修正案和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法规案，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废止案、法规修正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由全体会议对废止或者修改法规决定草案进行表决。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修改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其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规案中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法制委员会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作出决定。
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将法规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立法联系点及有关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权益的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举行立法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也可以将法规草案在新闻媒体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法规案审议期间，各机关、组织和公民对法规案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通过来访、来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
第三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六条 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需要搁置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三十八条 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经主任会议提出的、全体会议同意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会议议程审议的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九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或者草案修改二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条 法规草案表决稿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写明需要修正的条款、修正的依据及理由。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不提请会议表决的，应当向修正案提案人说明。
法规草案表决稿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章 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程序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较大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一般应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州、自治县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审查其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是否违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是否违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出的规定。对不违背上述原则和规定的，应当予以批准。
第四十三条 报请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报请批准机关应当提交书面报告、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文本及其说明和必要的资料。
第四十四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先交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部门审查研究、提出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般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即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在全体会议上由报请机关的负责人作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查。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时，报请机关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同省人民政府的规章之间相互抵触的，可以根据情况作如下处理：(一)认为省人民政府的规章不适当，可以批准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同时根据情况要以撤销省人民政府的规章或者责成省人民政府予以修改。
(二)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不适当，但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的，可以在批准时提出修改意见，制定机关应当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后公布。
(三)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章的规定均不适当，可以分别按照以上两种办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的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交付表决前，报请批准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后，审查即行终止。
第四十八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决定草案，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九条 经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较大的市或者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第五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解释：(一)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第五十一条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各地区工作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
第五十二条 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拟订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五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解释同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章 规章的备案与审查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应当于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七条 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政府规章，经审查，认为超越法定权限及未按法定程序制定的，或者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以及有其他不适当的情形，由主任会议决定通知报送机关改正。主任会议认为应当撤销的，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认为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有上述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通知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改正或者撤销。
第五十八条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提出意见。
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制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第六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六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邀请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顾问和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可以组织公民旁听全体会议。
常务委员会法规案审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要求组织视察、座谈或听证。
常务委员会聘请的立法顾问可以列席法制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二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六十三条 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规，可以按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六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公告，应当载明法规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地方性法规及其解释通过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甘肃日报》应当于十日内全文公布。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三章、第四章的规定。
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修改和废止的报批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五章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全文公布修改后的文本。
第六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常务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以及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公布后三十日内，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由法制委员会征询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报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主任会议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八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6年3月8日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制定地方性法规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司法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修改，辩护制度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1）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2）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3）改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4）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5）对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的侦查管辖权作出有利于对其人身安全保障的调整；（6）对辩护律师的涉案信息保密权作出了规定；（7）扩大法律援助适用的阶段和案件范围。但是，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模棱两可、存在矛盾，亟待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弥补，以有利于有关辩护制度规定的正确理解和实施。
一、凭“三证”会见问题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通过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才能向其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才能为其开展有效辩护。为进一步落实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据此，除特别规定的三类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问题在于，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可能导致律师会见权无法顺利实现。根据原刑诉法的规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或其所在单位。而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只规定拘留、逮捕后应通知其家属，删除了原法规定的通知中包括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的内容。但在拘留、逮捕后不告知羁押场所的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其会见人关押在何处，只得向侦查机关了解羁押场所，而侦查机关则可借口法律无规定加以推脱。可见，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与第三十七条规定存在着不衔接、不协调之处，导致会见权难以保证实现。因此，需要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应当写明羁押的处所。律师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中，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会见时不被监听问题
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笔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三、侦查阶段辩护人是否享有取证权问题
新刑诉法尽管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地位，权利也有所扩大，但对其是否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新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是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列举式规定，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取证的权利。但是如果对“法律帮助”作广义的解释，也可以包含收集证据。另外，新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取证，显然不可能获得这三种证据并告知公、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下称《释解与适用》）将“辩护人收集”解释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向辩护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辩护人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的证据材料”。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如果按照该条的前半句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可以收集证据的；但结合后半句规定“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而未提及向公安机关申请，这又似乎只限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如何解释以上这些模棱两可的规定，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按国际惯例，侦查阶段的律师是有取证权的。无论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律师在侦查阶段都有此权利。如在德国，辩护人有权自行调查，只不过他们没有强制取证权，只能以公民身份收集信息。应当看到，侦查阶段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犯罪的关键时刻，辩护律师如果随意取证，确实会对侦查人员带来一定的干扰。本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理念，应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取证权应该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有所不同，要有所限制。考虑到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可设定在其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因为在会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辩护律师提供一些对其有利的证据线索，如果律师不及时收集，会丧失有利时机，影响其辩护活动的开展；同时，规定律师在会见之后才能开始收集证据，也留给侦查机关一个短期的时间单独开展证据调查、收集工作。
四、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问题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新刑诉法不仅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还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延伸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这些改革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从刑诉法实施的角度看，有的规定仍然不够具体明确。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定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是否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
对此，《释解与适用》将其适用的诉讼阶段解释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但是，对于其中“审判阶段”是仅指一审，还是也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也同样没有明确。笔者认为，这里的“审判阶段”应当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内的全部审判程序。首先，从刑诉法的法典结构上看，新刑诉法第三编是“审判”，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等章。其次，由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属于救济程序，更需要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就未成年人案件而言，由于不适用死刑，法定法律援助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其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上述案件应该不会有争议。
但是，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定法律援助是否适用二审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就可能存在异议。笔者认为，就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一审程序毫无疑问应当适用，而且二审也应适用，因为二审的裁判结果既可能改判，但也可能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对于死刑案件，不仅一审和二审适用，死刑复核程序阶段也应当适用，因为在该阶段既可能不予核准死刑，也可能核准死刑。而且，新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如果死刑复核阶段的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人民法院又没有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那么谈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和意见。死刑案件人命关天，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应该达到最高的程度。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任何阶段，被告人都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法律援助制度。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曾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