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整顿和规范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整顿和规范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食药监办[2006]4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司室、有关直属单位：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方案》（国办发[2006]51号）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整顿和规范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六年九月八日
整顿和规范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工作方案
为了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方案》（国办发[2006]51号）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药品研制环节
（一）工作重点
1．严厉打击药品注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以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的化学药品第5、6类申请和中药第8、9类申请为重点，组织对药物临床前研究开发机构和临床试验机构进行全面监督检查。
2．清理和规范药品批准文号。
3．严格药品说明书、标签的审核和药品商品名称的审批。
4．严格审评审批重点药品品种。重点针对化学药品注射剂、中药注射剂和多组分生化注射剂等安全性风险较大的3类品种。
5．严厉查处医疗器械申报资料和临床研究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对有投诉举报、审批中发现有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资料，进行检查和抽查。
6．严格医疗器械产品的审批。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临床研究评价和产品说明书等审批要求。清理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及其他违规申报、违规审批的产品。
（二）工作措施
1．组织对药品注册申请进行全面清查。
开展自查自纠。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对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间受理上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药品注册申请，组织辖区内药品注册申请人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查确认，发现有违规问题的注册申请应立即撤回。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和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注册申请人自查自纠确认无问题的注册申请组织专家组进行抽查，发现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依法严厉查处，记入不良记录并予以通报。
加强现场考核。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已经受理但尚未报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注册申请，严格按照《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及抽样程序与要求（试行）》的规定，全面细致地进行逐项核查。对新受理的注册申请进行现场核查时，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除严格执行《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及抽样程序与要求（试行）》外，还必须对原料药来源、试制与研究原始记录、研究工作涉及的仪器设备、试验动物、样品试制量和研究全过程时间衔接点等6个方面的要素和环节进行核查。
清理和规范药品批准文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国药品批准文号重新普查登记工作，进一步摸清药品品种底数。建立和完善药品淘汰机制，分阶段、分重点、分品种启动药品再注册工作。
严格药品说明书、标签的审核和药品商品名称的审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和有关单位，严格执行《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做好标签、说明书申报审核发布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
2．严格审评审批化学药品注射剂、中药注射剂和多组分生化注射剂等重点品种。
加强技术审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审评中心制订并完善注射剂技术审查的标准和指导原则。严格审查该注射剂型和注射剂增加规格申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加强对其原辅料合法来源、说明书和标签内容等要素的审查；严格对注射剂处方工艺研究的规范性、完整性的审评，特别是严格对灭菌工艺的选择和验证研究以及相关的稳定性研究结果和制备工艺可行性等的评价；强化注射剂品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提高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要求和临床研究病例数要求；严格注射剂仿制申请质量可控性等要素的技术审查；对质量标准待完善品种的仿制申请应在提高标准的基础上进行。
加强标准管理。国家药典委员会组织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中药注射剂及多组分生化注射剂等重点品种的标准提高工作。在完成品种梳理、项目确定及标准起草工作基础上，确保重点品种标准得到提高；对已上市重点品种说明书和标签样板，进行规范和完善。
3．全面监督检查药物临床前研究开发机构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专家就药物研究申报注册品种，对药物临床前研究开发机构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依照《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加强对药物临床前研究开发机构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管理混乱，不能保证研究工作真实、规范的，不能保障受试者安全和权益的，擅自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立即依法予以查处。
4．开展医疗器械全面清查工作。
开展自查自纠。针对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医疗器械品种，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组织辖区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对产品的标准、说明书、适用范围以及临床研究和注册申报资料等进行自查自纠。针对注册申报中有情况不实或不规范的行为，要求企业如实报告并自行采取纠正措施；企业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查实后依法严厉查处。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对企业自查自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针对企业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监督企业及时纠正。针对需要补充技术资料、重新界定类别、修改说明书等情况，应分别提出处理意见，及时纠正；对不符合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注册产品，要求企业补充完善技术资料；对需补充检测的，要求企业补充履行检测手续；对经重新审核后确认为不合格、机理不明确、不应作为医疗器械审批发证的，应按法定程序，撤销或注销其产品注册证。
加强监督检查。针对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医疗器械品种，各省（区、市）级药品监管部门对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的治疗及康复类产品，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标准、临床试验报告、使用说明书等注册申报资料的核查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临床试验过程真实性的核查，并依据核查结果对违规申报或审批不当的产品予以纠正，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企业要依法处理。还要对重点投诉案件开展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审批工作核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举报等组织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进行核查。对核查证实确有弄虚作假违规申报、违规审批的注册行为，依法严厉查处。涉及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转交相关部门处理。
清理医疗器械注册产品。对于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审批的医疗器械品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汇总近年来在注册审批中发现的问题和投诉举报情况，确定清理品种和案卷范围，对注册产品审批案卷进行专项检查和抽查。同时对部分高风险产品以及作用机理存有争议的产品等重点品种进行全面核查。对确有弄虚作假违规申报、违规审批的注册行为，将依法严厉查处。
5．完善相关法规。
加快《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制定《药品标准管理办法》。全面清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相关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加快《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质量体系管理规范》、《医疗器械临床研究管理办法》和《医疗器械说明书包装标识管理办法》的制定、修订工作。
（三）组织实施
1．在动员部署阶段，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结合本辖区情况，制定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上报整顿和规范药品、医疗器械研制秩序的具体实施方案。
2．在组织实施阶段，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要按照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工作。2006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药品批准文号普查专项工作；2006年9至1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在审品种的抽查工作；全面启动医疗器械注册清理工作；2006年10至1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药品批准文号的核查工作；2007年1月启动药品再注册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将适时对各地药品、医疗器械研制环节的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抽查。
3．在总结阶段，2007年7月，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将整顿和规范药品、医疗器械研制秩序工作总结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二、药品生产环节
（一）工作重点
1．检查企业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情况。重点检查药品注射剂（其中包括生物制品、多组分生化药品）生产企业、近两年药品GMP跟踪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生产企业、近两年未进行过跟踪检查的药品生产企业、近两年《药品质量公告》中有不合格产品的药品生产企业以及近期有群众举报的药品生产企业。
2．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重点检查有投诉举报、存在安全隐患、在国家或省市产品质量监督抽验中不合格产品以及列入重点监管品种目录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3．专项检查重点品种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重点组织对生产血管支架、骨科内固定器材、动物源医疗器械产品、同种异体医疗器械产品和宫内节育器产品的企业的质量体系专项检查。
4．调查医疗器械委托生产情况。
（二）工作措施
1．加强药品生产企业动态监督检查。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对辖区内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实施药品GMP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通过跟踪检查、监督抽查和飞行检查等方式，重点检查药品生产企业的以下环节和内容：
（1）关键岗位人员：企业负责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药品生产及物料管理负责人的专业、学历、资历、培训情况及其履行职责的实际能力。
（2）质量保证部门：按规定独立履行对物料抽样、不合格物料不准投入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准放行、不合格物料及不合格成品处理等职责；具有对物料供应商质量保证体系审计、评估及决策等质量否决权。
（3）质量控制部门：按规定独立履行职责；每种物料、中间产品、成品检验采用的标准及方法符合规定；按规定实行检验及留样，如部分检验，确定原则；按实验数据如实出具检验报告；如有委托检验，接受委托方的选择原则、资质、协议及其执行情况。
（4）物料供应商：选择供应商原则、审计内容、认可标准、审计人员的组成及资格、实地考核确定原则、考核周期及执行情况；批准及变更供应商的审批程序及其执行情况；按规定与物料供应商签订合同；供应商资质证明资料具有供应商印章；每种物料供应商的档案应齐全、完整。
（5）物料管理：原料、辅料的使用及产品放行情况；物料验收、抽样、检验、发放标准、程序及其执行情况；如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其验证能确保不合格物料及不合格产品不放行。
（6）生产管理：所有药品均按照法定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物料平衡、偏差处理及不合格品处理情况。
（7）药品销售及不良反应报告：销售记录应全面、准确反映每批药品的去向，必要时能够追查并及时收回全部产品；退回产品及收回产品的处理程序及其执行情况；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及其执行情况。
（8）自检与整改：企业自检执行情况；接受检查、跟踪检查的次数及发现缺陷的整改落实情况。
（9）委托生产：药品委托生产符合规定；委托生产或受托生产药品质量监控状况。
（10）曾经违反《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理意见或结果。
2．全面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生产情况。
开展自查自纠。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组织辖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对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考核办法》进行自查，已发布《生产实施细则》的品种的生产企业对照相关细则进行自查。重点查找采购控制、过程控制、产品检验和试验等，查找生产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安全隐患、高风险重点监管品种的风险管理、注册后该产品设计修改记录、对产品的可追溯性范围和程度的规定、对顾客投诉及处理情况的记录、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的规定文件等。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应同步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自查自纠情况进行检查、督导，针对企业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监督企业及时进行整改。
加强监督检查。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按照《医疗器械生产日常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考核办法》、《医疗器械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识管理规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现场审查标准以及部分重点监管产品《生产实施细则》的要求，对有投诉举报、存在安全隐患、在国家或省市产品质量监督抽验中产品不合格以及列入重点监管品种目录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进行重点检查。对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及执行医疗器械相关法规存在缺陷的，一律限期整改；对质量体系管理关键环节失控，擅自降低生产条件的，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对违规行为的，依法严厉查处。
3．开展对医疗器械重点品种生产企业质量体系专项检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开展骨科内固定器材生产企业的质量体系检查。检查按《外科植入物生产实施细则》的要求实施，重点检查企业的生产条件、从事外科植入物的特殊过程和关键工序岗位人员的资质、生产厂房和环境、用户培训和定期查访记录、检验报告和记录等内容。开展同种异体医疗器械产品（如生物羊膜、同种异体骨等）和动物源医疗器械产品（如生物蛋白胶）的生产企业质量体系检查，重点检查生产企业的生产与质量管理人员、生产环境与设备、产品标识等内容。开展宫内节育器生产企业专项检查，检查国内宫内节育器生产和使用中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开展血管支架生产企业质量体系专项检查。
4．调查医疗器械委托生产情况。
调查了解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现状、监管面临的题和难点以及对监管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在调查的同时，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对委托生产企业的质量体系覆盖和实际运行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在调查基础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委托生产的监管问题组织专题研讨，制修定相应的委托生产监管规定。
（三）组织实施
1．在动员部署阶段，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结合本辖区情况，制定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上报整顿和规范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秩序的具体实施方案。清理并列出本辖区重点检查的生产企业和产品目录，将专项行动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目标逐级分解落实。
2．在组织实施阶段，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按照具体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2006年、2007年药品GMP跟踪检查和飞行检查等开展药品生产监督检查，对本地高风险和重点监管医疗器械产品生产情况进行检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各地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
3．在总结阶段，2007年7月，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将整顿和规范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秩序工作总结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三、药品流通环节
（一）工作重点
1．加强跟踪检查和重点监管。对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的企业进行跟踪检查。加大对发布违法广告、群众投诉多和存在质量隐患的品种的抽验力度；强化对疫苗流通企业的监督检查；规范中药材、中药饮片购销渠道；开展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的专项检查。
2．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各种形式的无证经营、挂靠经营、出租、出借许可证等违法经营活动坚决取缔；对进货渠道混乱、购销记录不完整、质量管理人员不在岗以及药品零售企业违反规定销售处方药、出租（借）柜台、超范围经营药品等违规经营行为予以查处。
3．加快农村药品“两网”建设。
（二）工作措施
1．全面清查药品经营行为。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对药品批发企业和药品零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药品批发企业是否有超方式经营、超范围经营、挂靠经营等行为；药品零售企业是否有超方式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租（借）柜台行为，以及采购渠道、购销凭证是否合法等。对企业自查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责令其限期整改；对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从重处理；问题严重的，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依法收回GSP证书，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每季度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报告工作进展和大案要案查处等情况。
2．加强对重点品种和环节的监管。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违法广告严重、群众投诉多和具有潜在质量隐患品种的抽验力度；继续做好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的专项检查，在生产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开展抽查，纠正标识不用中文、不标注通用名称或通用名称与商品名称用字比例不符合要求、所标注的适应症或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等问题；加强对疫苗经营企业的监管，重点检查企业购销渠道和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储存、运输中冷链记录管理等情况，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大对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监管，规范中药材、中药饮片的购销渠道，严肃查处非法购进、销售中药饮片行为。
3．加快推进农村药品“两网”建设。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医药卫生资源，将农村药品“两网”建设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紧密结合，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紧密结合，鼓励有条件的药品经营企业在农村偏远地区设置药柜，销售质量有保证、农民用得起的常用药品；大力开展对乡村药品经营者的培训；加强对农村药品监督协管员和信息员的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知识，提高农民自我保护意识。
（三）组织实施
1．在动员部署阶段，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上报整顿和规范药品流通秩序的具体实施方案。
2．在组织实施阶段，各级药品监管部门按照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工作。2006年9月至10月，组织各涉药单位对药品经营、使用环节的质量管理工作进行认真自查。要求自查中发现问题的，立即整改；整改不力的，检查发现后严肃处理；顶风销售假劣药品的，依法从重处罚。2006年11月至2007年5月，组织对药品和医疗器械批发企业、零售连锁企业，以及乡镇医院以上的医疗机构全面进行监督检查；对零售药店和各类诊所按30%的比例进行抽查；对2005年以来有群众举报，监督抽验有不合格产品，违反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违法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严重，以及GSP认证满24个月后未跟踪检查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将适时对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开展药品流通领域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抽查。
3．在总结阶段，2007年7月，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将整顿和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工作总结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四、工作要求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要求，认真执行本工作方案，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务求实效。
（一）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牵头协调工作
在工作方案实施过程中，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做好牵头工作，与发展改革、卫生、工商、公安、监察、新闻宣传等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建立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机制，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牵头组织对专项行动的督查，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加强宣传组织工作，形成全社会广泛支持和共同关注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执法纪律
在工作方案实施过程中，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坚决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对制售假劣药品、违规生产和经营、申报资料弄虚作假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和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为决不手软，狠狠打击；对那些性质恶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大案要案，排除一切干扰和阻力，严查到底，严厉惩处；对涉嫌犯罪的，要依法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涉及跨省（区、市）的重大案件，必须及时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必要时可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直接组织查处。要强化执法监督和层级监督，严肃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行为，坚决排除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确保政令畅通。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监管人员，坚决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三）强化监管责任，加强督促检查
在工作方案实施过程中，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药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实行一把手负总责，领导班子成员责任明确，辖区内的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品种和重点环节的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具体人员。制订具体的逐级考核办法，开展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绩效评估，确保专项行动抓出实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将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加大对企业的飞行检查力度，并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的工作情况开展联合督查。
（四）着眼长效机制，完善内部管理
在工作方案实施过程中，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原则，积极探索建立维护药品市场秩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长效机制。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完善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监管规章制度，堵塞监管漏洞，完善药品应急体系建设，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大力推动药品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药品生产经营信用管理制度；鼓励行业协会积极发挥自律和行业管理功能；在专项行动中锻炼干部队伍，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自觉维护药品监管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努力建设成为公正、廉洁、执法如山的监管部门。
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
法商研究 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依据干扰原则，夫妻双方虽然均无主观过错或有责行为，但客观上却存在一定的特殊事由，使婚姻目的无法实现，共同生活难于维持，从而妨碍了婚姻关系的继续存在；对于这种有悖于婚姻目的和正常运行的无可归责的客观现实，法律上必须正视并给予有效补救，于是产生了干扰原则下的无责离婚理由。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具体列举的体现干扰原则的无责离婚理由共有四个，一是夫妻一方受他方之直系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二是夫妻一方有不治之恶疾；三是夫妻一方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四是夫妻一方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凡夫妻一方有第一种情形者，则该受虐待的一方可诉请离婚；凡夫妻一方有后三种情况之一者，另一方可诉请离婚。显然，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些无责事由，在表层意义上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因这种干扰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因此，无责离婚理由不仅是对过错原则的补充，而且在实质上是破裂主义离婚理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直接归入破裂原则之中。依据破裂原则，不问引起离婚的具体原因如何，只要夫妻一方认为婚姻关系产生破绽，夫妻共同生活难于维持，即可起诉离婚；如法院确认夫妻关系确实破裂到不能挽回和补救的程度，即可判决离婚。破裂原则作为现代离婚立法发展的现实和主流趋势，在20世纪已被众多的国家所采用。顺应这一进步潮流，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正时也增补了这一原则内容，即夫妻之间有法律列举“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于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据此，台湾地区“亲属法”的破裂原则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抽象概括的形式将破裂之离婚标准的内涵界定为“因重大事由而难以维持婚姻”。在此内涵下，其外延范围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二是破裂原则在效力上仍居于从属性、补充性的地位，只是在法律所具体列举的10种有责、无责情形之外才适用，在操作运行中难免受到具体离婚理由的排斥。人们在实践中多数情况会沿用具体的标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根据，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选择抽象的不确定而又不安全的法律规范。由此必然影响破裂原则的独立地位和法律效果，不能真正摆脱具体离婚原因的阴影。三是破裂原则不彻底，积极破裂原则与消极破裂原则并行，将有责过错原则直接隐于破裂原则之中。即：一方面规定因重大事由致婚姻难以维持，如夫妻双方都无过错责任，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离婚。这种双方都有离婚权的破裂原则通常称为积极的、无限制的破裂主义，或无责破裂主义。另一方面，又规定即使婚姻难以维持，但如破裂的原因归责于夫妻一方，则只有无责一方才能以破裂为由提出离婚，而有责过错一方无离婚请求权。此乃消极的有限制的破裂主义，实际上就是有责破裂主义，或曰过错原则的破裂表现形式。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无论是具体列举的离婚标准，还是抽象概括的破裂离婚标准，尽管外在形式上表现为具体有责主义、具体无责主义、抽象有责主义和抽象破裂主义四者的统一或并行，但其主导的立法思想和核心精神仍然是有责过错原则。即有责主义是其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所在，过错原则仍然对诉讼离婚起着普遍的决定性的作用。与台湾地区的过错有责离婚标准完全不同，在祖国大陆无论是《婚姻法》抽象概括的规定，还是例示形式的最高司法解释，都始终坚持诉讼离婚的唯一法律标准，即破裂原则。其基本特点和要求有4个：其一，祖国大陆破裂原则的规范性内涵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作为婚姻关系缔结和存续之基础的夫妻情爱完全归于消失，夫妻关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均难以维持。关于这一内涵的具体含义在法律上并未指明，仅从学理上推论，至少包括三层：一是在时间上，必须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可能破裂、将要破裂或刚刚开始破裂；二是在程度上，应该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全面破裂，而不是某些方面的裂痕；三是在现实表现上，只能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的破裂表象或当事人主观上误认为破裂，亦不是暂时的冲突或者还有和好的可能。概言之，就是夫妻情感上的矛盾已是由来已久且无可挽回。其二，祖国大陆的破裂原则是一种彻底的无因破裂。即不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具体原因，不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责任，只要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把握，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可提出离婚请求，法院经过审理、调解，确证夫妻感情破裂事实存在，即可判决离婚。当然，这种无因破裂并不排除当事人承担通过具体的事实证明感情破裂而应依法准予离婚的举证责任；亦不排除法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全面把握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弄清感情是否破裂的真实背景及具体原因，以便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正确裁判。其三，祖国大陆的感情破裂原则作为唯一离婚标准具有独立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这一特征表现在：首先，在法律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法律所确认的唯一的、独立的离婚理由，除法定特别限制条款外，不受任何前置性条件或相关因素的排斥和制约。其次，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离婚诉讼的中心问题在于确认感情是否破裂，一切离婚判决都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双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婚标准的例示性司法解释不但没有排斥和限制感情破裂原则，而且是对感情破裂原则在操作运用中更具体、更明确的举例说明，是对破裂原则的进一步强化和扩展。因此，破裂原则的适用是所有离婚诉讼活动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属。再次，在事实上，任何一个离婚案件，每一个破裂而死亡的婚姻，不论基于哪一种具体原因，也不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最终都是归结到夫妻情感系统中，通过夫妻之间的感情状况反映出来，所以感情是否破裂是每个婚姻关系的过去、现在及发展前景的最集中、最有力的概括，也是最好、最普遍的离婚理由。其四，祖国大陆的破裂原则是积极破裂原则。即当事人双方都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原则。虽然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施行之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理论上、实务上的关于离婚标准的“正当理由论”与“感情破裂论”的争论，且实践中人们也多有“正当理由论”的道德倾向，但1980年的《婚姻法》并没有在立法上发生“理由论”的倾斜或折衷，而是明确肯定了“感情论”的积极破裂原则。据此，在离婚诉讼中，无论当事人所持的具体离婚理由是否正当，也不论当事人对造成婚姻死亡是否应承担过错责任，双方均依法享有平等的离婚请求权；法院也只能依据夫妻感情状况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判决，不能过多地进行具体理由和过错责任的道德价值评判。即使当事人一方是对造成离婚纠纷有过错责任，其离婚理由明显是自己不法或不道德行为所致，法院亦得保护其离婚自由权；如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亦得准予离婚。当然，这种积极破裂原则并不排除，相反更应严格要求法院在离婚诉讼中，积极查明原因，分清是非过错责任，借助司法审判力量和权威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给予必要的法制干预和道德谴责，但不能因此影响离婚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通过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内容的上述分析，再对其进行利弊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岸亲属法对离婚标准的规定，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就祖国大陆方面来说，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裁判离婚的概括性标准，有三个方面失之妥当：第一，夫妻感情属于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范畴，不属于法律直接规范和调整的领域，而作为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实体性婚姻关系才是法律规范应该调整的对象。第二，夫妻感情具有浓厚的个性化主观色彩和深层的隐秘性，即使是当事人本身亦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不可捉摸，如作为裁判离婚的客观标准，不仅使当事人自己陷入认定的困境，亦使法院难于作出准确性判断；而且由于个体的素质差异和情感体验与要求的不同，同一表征事实在归入感情认定时必然发生分歧，增加了离婚诉讼结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第三，夫妻感情不是夫妻关系的全部，作为离婚标准不应以偏概全。在严格意义上，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作为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之一，虽然能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之面貌，但并不等于也不能完全代替构成婚姻实体的所有方面乃至夫妻关系整体。因此，感情的破裂并不绝对意味着婚姻就完全归于解体，而只能说婚姻破裂必然意味着夫妻感情已经消失。而且，从夫妻感情因素中，并不能引伸出法律上和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婚姻中却明确包容着婚姻当事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及道德伦理要求，而这些一直以来都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凝聚力和基本的制约因素。总之，感情不等于婚姻，感情破裂不代表婚姻破裂。把感情破裂作为唯一离婚标准，其科学性、合理性、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及社会公德价值不都尽人意。所以，祖国大陆关于裁判离婚标准的立法尚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理想的选择是用婚姻破裂原则代替现行的感情破裂原则。就台湾地区“亲属法”来看，其复合结构的离婚标准中浓厚的过错有责主义离婚色彩亦存在着众多缺陷：第一，法律上所具体列举的10种离婚理由，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或代表婚姻状况的全貌，即不可能完全确证婚姻是否已经破裂。但因其具有操作适用的优先性和绝对性，势必将离婚引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因具备法律所明确昭示的离婚原因，而婚姻并未破裂，结果婚姻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因不具备法律所列举的原因，而婚姻已经破裂，却得不到及时解除。第二，法律上过于看重当事人的过错责任，使过错认定成为离婚诉讼的中心和裁判离婚的绝对标准，亦势必将离婚引入双重困境：一方面被告不同意离婚，且婚姻并未真正死亡，但因其有过错而导致原告的离婚请求得以获准；另一方面，被告不同意离婚，并以原告之过错行为进行抗辩，而婚姻破裂已无可挽回，但依法不能得到解除。这样，既违于现代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亦悖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及其社会价值的映视。而且，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各种行为或因素形成因果互动链条，共同对婚姻起着质变或量变的影响，使离婚产生于多种因素的复合背景中，夫妻在长期的婚姻生活后，往往无法认识破裂的真正原因，无法向法院证实清楚。因此，即使是确证的一方当事人婚姻上之过错责任，是否为导致婚姻破裂的第一原因，或者只是他方配偶先行行为之结果，通常难以确实认识。在此情况下，将有责性人为直接归属于一方，实乃一种假定或拟制，难免与真相不符。第三，对过错原则的明显倾斜，使离婚诉讼中必然发生：希望离婚者，必须揭发他方配偶之过错，藉以获得胜诉；对方配偶如欲离婚，只好承认本不应归责的“过错”，若不欲离婚，则尽一切努力反驳，由此引起双方反复争执，无理缠讼；而欲离婚又不愿中伤他方配偶者，往往败诉，确不公平。同时，亦可能出现当事人被迫捏造对方的过错或自愿承受“莫须有”的过错以达离婚目的，表现出对法律和法律程序的不尊重。第四，在离婚诉讼中适用过错原则，使当事人在证明和反驳有责行为的过程中，不得不尴尬地暴露其个人生活隐私，而法院为调查离婚原因与责任，亦不得不难为情地涉及夫妻生活领域的内部隐私，这与现代社会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权及人格尊严显然不符。第五，离婚诉讼中坚持过错原则必然引发当事人为寻求有责原因而互相敌视，增加彼此的憎恶、反感和痛苦，破坏和好的可能性，加深法院调解的难度。而且在互相憎恶、敌意之下，往往会离间子女与他方配偶的关系，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第六，对有责配偶离婚权的限制，使法律上和审判实践中对夫妻双方都有过错的离婚难于决断，而这种双方都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的离婚纠纷在实际生活中多有发生，不可忽视。三、就离婚标准所代表的离婚功能分析，祖国大陆离婚法奉行鲜明的补救主义；台湾地区“离婚法”则带有较强烈的惩罚主义，同时兼有一定的补救主义根据祖国大陆离婚法的破裂原则，离婚作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产生之必然结果，是对死亡婚姻的矫正和补救，也是对当事人双方痛苦的一种彻底解脱，使当事人双方有机会重新缔结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使不幸福婚姻中子女亦能走出父母周而复始的矛盾所笼罩下的痛苦阴影，寻求到团结和谐的家庭温暖和身心健康成长的安宁环境；同时，也利于社会充分解除病变的婚姻，清理已经腐坏的社会细胞，提高婚姻家庭的质量，发挥婚姻家庭对社会机体的积极价值意义和功能作用。所以，破裂原则下的离婚对当事人、子女、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件“幸事”，是一种多功能、多方位的良好补救手段，此乃现今各国离婚立法变革的一种共识和比较一致的发展方向。据此，离婚就不应带有任何惩罚主义的痕迹。即不能将准或不准予离婚作为对过错责任当事人的制裁措施。无论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是否要求离婚，只要认定婚姻确实已经破裂，没有挽回的可能，即应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予以解除，从而达到对婚姻、对当事人、对社会的补救目的和功能。在法律上乃至道德上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应给予的谴责、惩治和处罚，不能用是否准予离婚来代替，只能用其他有效手段和方法；否则遭受不利的不是过错责任当事人，而是无过错一方、子女及社会。根据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的台湾地区离婚标准的立法模式，由于两个逻辑前提的基本指导作用——一个是婚姻契约论：婚姻是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如果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应承担违约过错责任；另一个是“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过错而取得法的利益”的基本法则：夫妻一方违反诚信原则或构成权利之滥用及义务之违反，则因其过错丧失任何权利之主张及利益之获得——其诉讼离婚标准表现出浓厚的惩罚主义色彩，使离婚成为法律所确认的一种严格的制裁手段。据此，当夫妻一方有过错责任时，则限制其离婚请求权，通过不准许其提出离婚，强迫其继续维持婚姻，履行夫妻义务，承担婚姻责任以示惩罚，剥夺其因提出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反之，当无过错责任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则通过保护其离婚请求，按其意愿解除婚姻关系以示对有过错责任的另一方的制裁，剥夺过错责任一方因不愿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从而，一旦夫妻一方存在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过错责任时，即在法律上丧失了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决定自己婚姻前途和命运的权利与机会，只有听命或受制于无过错一方的意志和行为；如果对方不愿意离婚，只好勉为其难，如果对方要求离婚，亦只好顺其所愿。显然，这种由过错原则产生的惩罚主义离婚不仅使过错当事人置于双重的困境，也会使无过错方遭受一定的损害，同时亦会给家庭、子女、社会注入多种不利因素。正因如此，所以台湾地区“亲属法”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一定范围的破裂原则，使惩罚主义色彩有所减弱，补救主义得以认可和运行，但在目前这种立法的双轨制下，仍难免让惩罚主义占据上风，而补救主义位居其次并时而被惩罚主义吸收或抵销。四、就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分析，海峡两岸基本上持同一态度，即法定离婚标准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限制条款适用的情形下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是绝对的离婚理由主义，而非相对的离婚理由主义在这种绝对离婚标准下，只要当事人自认为符合法定理由条件，就可提出离婚请求，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只要法院经过调查审理，认定当事人的离婚请求及婚姻事实状况与法定离婚标准相吻合，就可裁判离婚，如法院认定其与法定条件不符，则不准予离婚。显然，绝对离婚标准因其确定性、强制性能够充分保证诉讼离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避免了当事人和法院的随意性、盲目性，增强了离婚标准的强制性约束力，能够达到对众多复杂离婚现象的导向、规范效果。但是也不容怀疑，绝对性的法律标准过于机械、死板，往往与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个案运行状况并不一致，而诉讼离婚中的当事人和法院因固守法律条文的定向逻辑不得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其结果，根据婚姻的客观状况该离的离不了，不该离的又依法离了，使法律的灵活性、公正性及法院审判应有的能动性受到影响，亦会破坏立法的期望和司法的权威。比如，依据法定离婚标准，某个婚姻应予解除，但根据该婚姻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不维持婚姻就不足以维护配偶一方、子女的切身利益，而维持此婚姻对婚姻关系的整体利益有明显好处或其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即会发生法律标准与客观事实要求的冲突。所以，海峡两岸在采取绝对离婚标准的基础上，仍应在立法上确认一定的灵活变通余地，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和必要的限制性条款，赋予离婚标准一定程度的相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