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山西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２８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废止《山西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
附件：
山西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通信市场管理，维护通信秩序，保护通信经营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通信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参与通信市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通信市场包括通信业务市场和通信附属业务市场。
第四条 通信市场管理坚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公平竞争、优化服务的原则。
通信业务经营者提供通信服务应当贯彻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方针。
第五条 省邮电管理局是本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省的通信市场。
地（市）、县（市、区）邮电（邮政、电信）局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通信市场。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通信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检查、监督制度。
公安、工商行政、技术监督、无线电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通信市场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经营范围
第七条 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实行邮电通信企业专营和放开经营相结合的办法。放开经营的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或者申报制度。
第八条 下列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
（一）无线电寻呼；
（二）８００兆赫集群电话；
（三）４５０兆赫无线电移动通信；
（四）国内ＵＳＡＴ（甚小天线地面站）通信；
（五）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的销售和维修；
（六）国家规定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的其他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
第九条 下列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实行申报制度：
（一）电话信息服务；
（二）计算机信息服务；
（三）电子信箱；
（四）电子数据交换；
（五）可视图文；
（六）集邮票品；
（七）国家规定实行申报制度的其他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
第十条 下列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邮电通信企业专营：
（一）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含速递文件）的寄递；
（二）国际电信通信；
（三）邮资凭证和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明信片的印制发行；
（四）电话、电报、数据传输、蜂窝制无线移动通信；
（五）电话号码簿、邮政编码簿、电话卡的印制发行。
第十一条 下列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未经邮电通信企业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一）公用电话；
（二）公用传真；
（三）普通邮票销售；
（四）除机要、汇兑以外的其他邮政通信业务，以及国家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允许委托的其他通信业务。
第三章 经营资格与审批
第十二条 经营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业务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办或者投资单位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经营通信附属业务的可以是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
（二）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资金和场地；
（三）有必要的服务设施，与公用电信网接口的通信设备应当符合国家通信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进网技术；
（四）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能力。
第十三条 申请经营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业务的，应当向地（市）邮电（邮政、电信）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地（市）邮电（邮政、电信）局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１５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报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１５日内进行审查，并结合当地通信资源和通信市场实际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特殊情况审批时间可以延长１５日；作出批准决定的，发给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申请经营跨省通信业务的，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１５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报国家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经营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必须持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所发经营许可证，到无线电管理部门办理频率使用和台站设置手续。
第十六条 经营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的，凭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满一年未开业的，由批准部门收回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批准文件。
第十七条 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许可证实行年检。
第四章 通信服务
第十八条 通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通信业务宣传，建立技术咨询、业务查询制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及时解答和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
从事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不得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或者借故刁难用户。
第十九条 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经营者应当在营业场所悬挂有关经营证照和标志牌，执行国家统一的通信业务规程，公开服务时间，并按规定安装自动计费设备。
第二十条 通信业务经营者在受理安装、迁移通信终端设备的申请后，应当在７日内向用户作出答复。收取用户安装费或者迁移费后应当按交款顺序施工，并在３０日内安装开通设备；因特殊情况不能开通的，应当说明原因，追还所收费用，或者从交款后的第３０日起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向用户支付利息。
第二十一条 通信业务经营者在接到修复通信故障的申请后，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属于用户通信终端设备故障的，应当在２４小时内查明并告知；
（二）属于用户通信线路故障的，应当在４８小时内修复；
（三）属于电缆、光缆故障的，应当在７２小时内修复；
（四）属于重大故障或者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修复的，应当说明原因，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通信。
发生故障的当月，由于通信业务经营者的原因未按期修复，造成用户不能通信连续达到１０日的，免收当月的基本月租费。
第二十二条 邮电通信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频次、时限和投递点，投递邮件、电报、报刊、汇款通知单，不准捎转积压。
第五章 通信秩序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通信业务经营者在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时，不得播发下列内容：
（一）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信息；
（二）违反国家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信息；
（三）涉及封建迷信或者淫秽色情的信息；
（四）博彩有奖游戏节目；
（五）其他有危害社会公共道德、社会秩序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
第二十四条 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擅自向他人提供用户使用通信业务的情况；
（二）窃听或者复录用户的通信内容；
（三）擅自中断用户的通信或者延误通信服务；
（四）限制或者强迫用户使用通信业务、购买通信设备；
（五）利用通信技术扰乱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擅自在公用通信网上安装交换机、电话机、传真机或者其他通信终端设备；
（二）盗用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号码、密码、他人长途电话帐号，非法并机，偷接他人电话线路，伪造电话卡；
（三）生产、销售未经监制的通信信封；
（四）经营国家禁止销售和流通的邮票和集邮票品；
（五）销售、维修无进网许可证、无批准文件的通信终端设备；
（六）买卖，出租、命造、涂改或转让经营许可证，进网许可证、信封生产监制证等有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通信用户未经通信业务经营者同意，不得在电话机上加装或改装副机、无绳电话、有（无）线接插器、传真以及其他附属设备；不得改装、更换交换机及中断设备。
第二十七条 通信用户未经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利用专用网、用户交换机进行经营活动；
（二）改变中继线路、专用线路的使用范围；
（三）将普通电话线路改作其他用途。
第二十八条 经国家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进网的通信终端设备，通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进网；未经批准的，不得允许进网。
经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通信业务经营者或专用通信网单位，邮电通信企业应当提供开办经营业务或联网运行所需的中继线路和设备；未经批准的，不得提供中继线路和设备。
第二十九条 通信市场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使用统一规定的执法文书。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邮电（邮政、电信）局在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被检查单位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要求其说明情况，提供证明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
（二）查询、复制有关协议、文件、文稿、单据等有关业务资料；
（三）收集、封存有关证据；
（四）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一条 经营特快专递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的邮电（邮政、电信）局备案，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通信用户有权对其使用通信业务的情况查询，对通信业务和通信附属业务经营者的服务质量以及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投诉，受理投诉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答复投诉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五）项和第十一条第（一）、（二）项规定，擅自经营通信业务或通信附属业务的，由省邮电管理局或者地（市）邮电（邮政、电信）局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营业，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由县级以上邮电（邮政、电信）局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对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并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邮电（邮政、电信）局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省邮电管理局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批准文件。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五）、（六）项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省邮电管理局或者地（市）邮电（邮政、电信）局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省邮电管理局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批准文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邮电（邮政、电信）局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２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邮电通信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其上一级主管部门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 通信市场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