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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牧区频发牲畜被盗案件的分析

盛立军


　　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是赤峰市畜牧业大旗，每年牲畜存栏总量达250万头（只）以上，但与畜牧业发展并存的是，牲畜被盗案件的屡屡发生，据统计阿鲁科尔沁旗2008年至2009年8月共发生牧民牲畜被盗案件7起，损失价值46.162万元，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侵害了牧民的切身利益，影响了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例如：近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检察院批捕的王某等8人团伙盗窃牧民牲畜案件，作案期由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长达10个月之久，受害牧民14户，涉案牲畜49头（只），涉案金额高达21.13万元，此案盗窃牲畜之多，涉案金额之高，在历年来都是少有的，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一、当前牧区盗窃牲畜犯罪的主要特点。

1、作案时间：白天踩点，夜晚作案；

2、作案目标：牛、羊；

3、作案区域：人烟稀少的牧区；

4、作案手段：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趁牲畜在野外散放无人看管之机，将牲畜驱赶至指定地点，另有嫌疑人准备运输工具，联系买家，直接将被盗牲畜拉到当地屠宰场杀售或低价出售牟利，盗窃、转移、收购、销售连成一体；

5、作案成员：多人结伙作案；

6、作案工具：均使用无牌照车辆；

二、当前牧区盗窃牲畜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

（一）牧区治安防范存在薄弱环节

1、牧民习惯于野外放养牲畜，这种方式虽有有利于生产的一面，但也给盗窃分子和盗窃团伙以可乘之机，所以盗窃牲畜案件屡屡发生。

2、这类案件发生后，因案发地点离牧民居住地较远，一般发现较晚，不能及时报案，以致绝大部分案件因找不到证据难以破案。

3、由于牧区特点，散放的牛羊极易走散，但几天后，有的还能找到，所以牧民当时并不急于报案，这无疑丧失了破案的有利时机，极大的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

4、犯罪嫌疑人运输过程中被查车查销售运输证明的机会较少。

（二）销售便利

1、不法分子利用部分牧民捡便宜的心理特点，外地人勾结本地人把作案目标投向盗窃大牲畜上，得手后，便以低廉价格把盗来的牲畜卖给急需牧户，一些牧户深知买得的牲畜来路不明，但为防止惹火烧身，便以种种借口为盗窃分子保密。

2、节日期间肉类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扬，而来历不明牲畜的价格又比较便宜，买主在利益驱动下，往往明知是赃肉也会欣然购买，并守口如瓶。犯罪分子作案后，盗窃、宰杀的大牲畜根本不愁销路，只要不被失主和公安机关发现，暴露的风险很小。

3、收购人员对牲畜饲养证等政策不认真执行，主动用种种办法钻政策空子。

（三）犯罪事实查证困难。由于不法分子在实施盗窃过程中，使用无牌照车辆流窜作案，被人认出的可能性很小，致使公安机关查找线索十分困难。同时，由于销赃迅速，并且盗得的牲畜一般被销往外地，要找到赃物相当不易，特别是一旦被宰杀出售，盗窃事实更无从查证，这也使部分盗窃牲畜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及时打击处理，从而继续作案。

三、牧区盗窃牲畜案件的危害

1、直接影响牧民的生产生活。牲畜是牧民的主要生产生活资料，一夜之间牛羊被悉数盗光，无异于倾家荡产，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

2、极大地侵害了牧民的个人财产。发展养殖业是牧区产业结构的重中之重，是帮助牧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养殖投资大，牧民有的是口挪肚攒，有的向亲朋借取，有的是向银行贷款，可是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往往是一群牛、羊连窝端，导致被盗牧民一夜之间家徒四壁，沦为新的贫困户；

3、影响了牧民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一户被盗，四邻不安，对广大牧民造成较大的心理冲击，牧民失去了安全感，因害怕被盗而不敢多投入，无形中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充。
　　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立法权肇源于此。
　　一、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性质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性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它兼具委托立法与授权立法的性质。[1]也有学者认为，立法法的颁布直接否定了委托立法与授权立法两种观点。[2]这两种争议的分歧代表着目前对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规定的定位的观点。
　　二、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部门法归属与形式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在部门法归属上隶属于刑法范畴，它是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的指导下制定的。对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条、刑法第90条均有明确的要求。从本质上说，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物和刑法典的派生物，既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刑法规范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如何变通?理论上存在争论，即究竟以族籍为单位（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本民族统一的刑事法规）还是以地域为单位（一个自治区或行政区域制定一部多民族合一的刑事法规）。[3]前者主张原则上以族籍为单位，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变通规定。理由是：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而不是基于少数民族居住地的特点而制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后者的主张是以地域为单位，可以避免“一刀切”的现象，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没有大的差别，刑事变通立法没有必要，而且是否制定变通立法，是民族自身的意愿问题。不能强行地由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来决定。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以行政区域为依据，参考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立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情况不一。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居住，社会发展程度上与汉族已经没有大的差异，对于这些相对发达的民族地区单独制定刑事变通立法，不仅没有必要，还会造成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法制不统一。各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是否需要制定本民族的刑事法规，如何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制定变通立法，都应当由本民族人民自己决定。因此，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的规定，应当由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刑事变通立法，而不是各民族按照民族的分类制定变通立法。
　　三、关于刑法变通立法的体系地位

　　如何界定刑法变通立法的性质，理论界有委托刑法、授权刑法、补充刑法、变通刑法、自治刑法、民族刑法、区域刑法，特别刑法等多种提法。在我看来，有两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体现，与“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澳门特区刑法如何区别?其二，刑法第6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都适用本法”。民族自治地方刑法的变通立法是否属于本条所说的“特别规定”?一般认为，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与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港、澳特区刑法不同。港、澳特别行政区刑法与内地刑法相对而言，属于一国两制政治架构下的法域形态，在法系传统、法律制度、适用背景、适用程序上都存在差异。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是统一主权国家之内的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是否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列，存在争议，某些学者认为“本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包括：（1）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不能适用本法的变通规定中的规定的犯罪；（3）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犯罪的。[4]笔者以为，严格地按照解释学的传统，“本法”是广义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刑事特别法。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属于我国的广义刑法范畴，不能认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是法律的除外情况。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只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和行为人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犯罪的不适用我国刑法为真正属于属地管辖原则的例外，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规定和新法优于旧法只是是用刑法典的例外。[5]从民族地方刑事变通立法的法源上来看，刑法第90条要求“变通、补充规定”要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的适用需要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规定，而非例外情况。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地方刑事变通立法应当理解为一类特别刑法，相对于刑法典而言，它是对地（民族自治地方）和对人（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的刑法。①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制定的，作为刑法典的变通，仅仅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居民。
　　四、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反思

　　（1）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步伐的思考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步伐，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党对少数民族的刑事政策和刑法变通立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刑事政策是政策，刑事法律是法律，二者不能互相代替。二是处理好民族刑法变通立法与制定单行刑事条例的关系。在目前出台系统的、全面的关于实施刑法的变通规定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可以结合本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一些单行刑事法规。

　　（2）刑法变通立法的条款内容

　　正如伟大的法学家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指出：法律不应当是一种发明，一种人工栽培的植物，它应当更至于风俗、习惯和大众的信念之中，并且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她提供治疗和帮助的力量。我们应当担心并尽力避免的是，在法律之下的习惯、风俗、信念、功力等土壤被冲走之后，法律仍然要维持一种令人厌恶的生活。[6] 鉴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有必要对统一的国家制定法加以变通，在刑事领域即刑法典部分条款的变通。具体变通内容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封建迷信等特点，我以为包括：

　　第一，风俗习惯。

　　刑法第236条。刑法第236条是关于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的规定。鉴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汉族的差异，某些强制性的性行为为少数民族习俗认可。型法第237条。刑法第237条是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有传统的恋爱习俗，比如广西金秀县的瑶族往往通过唱山歌等方式实现沟通，在民族节日或者传统社交活动中，某些少数民族男青年摸弄、搂抱女青年，甚至采取追赶、撬门等方式追求女青年，对女青年有一定程度的猥亵行为，某些情况下带有强制性。变通立法应当作非犯罪化处理。刑法第258条。刑法第258条是关于重婚罪的规定。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活在偏远的山区，结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加之，受宗教信仰、传统思想观念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往往兄弟共妻、姐妹共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重婚现象较为普遍。[7]变通立法上宜规定不告不理，国家司法权不宜直接、主动介入。

　　第二，生产生活方式。

　　刑法第125条。刑法第125条是关于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的规定。有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土枪作为一种装饰品，并由此形成土枪市场，对于在族内制造、买卖枪支弹药以供狩猎和装饰用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变通立法时，可以考虑不作为犯罪处理。刑法第225条。刑法第225条是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我国少数民族女性多有穿金戴银的习惯，买卖黄金、白银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金银的现象一般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刑法第345条是关于滥伐林木罪的规定。居住在山区或林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曾经形成“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到今天仍有部分群众保留有一定的痕迹。刑事变通立法时，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对因此导致的失火罪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从轻处理。

　　第三，封建迷信。

　　刑法第232条、第234条。刑法第232条、第234条是关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封建迷信伤害或杀人案件中，杀人者会得到拥护，而被杀者甚至连亲戚都会背弃。但封建迷信杀人仅仅是一个原因，部分因山林、草场、水源，坟地等纠纷而引起伤害或杀人案件则不能与此等同。变通刑法时，应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区分为若干类，按照犯罪原因加以分类并规定不同的刑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石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刑事立法问题[A].刑法的修改与完善[C]，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2]宣炳昭，江献军.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规定初探[A].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C]，赵秉志主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梁华仁，石玉春.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A]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C]，赵秉志主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