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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

程旭光


监视居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感到很困难，内部争议和法学界争论颇多。现笔者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进行剖析，与司法界、法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探讨。
一 、监视居住的涵义及相关法律规定
“监视”一词的含义是指从旁注视以便发觉不利于自己方面的活动；“居住”一词的含义是指较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有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两种现象。
“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责令其在指定的区域或住处，设专人或不设专人监视其活动，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国家赋予公检法三家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特殊权力。
监视居住的范围：《刑诉法》第51条、第60条、第65条、第69条、第74条作了明确规定。
监视居住的期限：《刑诉法》第58条规定“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被监视居住人员应遵守的纪律：《刑诉法》第57条作了规定。
公检法三家具体使用方法：监视居住由作出决定的机关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对其执行监视居住，没有固定住处的，由公安机关指定地点或住处。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住所、住处、居所、居住场所等都是同一概念〉往往不是“单身居住”，而是“混合居住”。就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就涉及到“单身居住”、“混合居住”和“第三人”三个名词。
所谓“单身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独身居住的住所，不跟第三人居住在一起；
所谓“混合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跟第三人居住在同一住所，如“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目前我国把家庭成员只有父母子女的称之为‘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单位集体宿舍、与他人合租的住所，享用公共设施等。
所谓“第三人”是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如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等。
据某市公安机关对近三年内办理的监视居住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只有百分之五的监视居住人员是“单身居住”，其余都是“混合居住”。
二 、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1〉监视居住在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刑诉法》相关法律条文中对监视居住的住所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而统称“居住”，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有固定住所，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都可以被监视居住。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权，却忽视了“混合居住”中的“第三人”的存在，即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的存在，随之也就忽略他们这些人的合法权利的存在。这样一来，本身合法的监视居住就包函了不合法的成分，即大前提违法，根据“三段论”理论推理：大前提违法，其小前提、结论也违法。因此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就有缺陷，存在违法性。
〈2〉监视居住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严格规定，“人身自由”除公民的人身自由外，通常还包括与人身自由相联系的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到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第39条、第40条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势必要侵犯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进行了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公安机关必须对“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如电话、手机、网络、信箱、部分住处、交通工具等进行检查、监视，对第三人进行检查盘问，这样一来，势必侵犯了第三人的人身自由。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执行机关人员进入“混合居住”时，遭到第三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三人的行为是维权行为还是阻碍公务？答案肯定是违法的。正因为监视居住的“居住”概念不清，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3〉执行监视居住的部分执法主体不合法
使用监视居住机关的内部规定：决定机关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他们执行。
对监视居住的具体操作，《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从第94条到第104条，用了11个条文作了规定。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在具体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由于警力紧张等原因，往往把监视居住交给一些协警员、联防队员执行，在人员不够特殊情况下，到社会上临时聘请人员交付其执行等现象普遍，由于这些人在法律上没有取得执法主体资格，因而没有执法权，其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因为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对使用机关作了明确限制，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使用，对执行权的设定法律上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执行权。“其他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就没有执法权，如果将监视居住的执行权交付其使用，其行为与结果必然违法。
三、监视居住形同虚设，执行机关用之麻烦、弃之可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立法本意是起到弥补其它刑事强制措施不足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刑事强制措施无法代替的。
本来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使用任何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必须是司法上无争议，法学界被公认的。但是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自身都感到有争议，这种争议具体表现在对“混合居住”第三人及公共设施如何处理的问题。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代理人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颇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立法的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监视居住的先天不足。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7月办理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笔者是经办人之一，该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所在地均有“混合居住”的住所，报捕后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变更了刑事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证据和串供，公安机关指定了处所执行监视居住。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该案指定监视居住处所的做法在执法上有偏差，是一种变相操作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案件就办不了。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违法指定住处的现象。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屏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一些执法部门和司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当作一回事，还从立法本意上去寻找推卸的责任，认为原先立法本意不是故意要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立法考虑不周到的原因等。同时又认为可以通过正确的执法活动，达到弥补立法上的过错或不足的效果。这种观点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是对神圣法律的一种亵渎，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公检法三家，对监视居住的使用还存在着风险大、费用高等现实问题。如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住所为某宾馆，办案单位要承担大额的住宿、伙食、监视费用；同时还伴随逃跑、自杀的风险。所以大多数办案单位都放弃了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办案人员也有用之麻烦、弃之可惜之感。
四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需增设第三款
笔者认为：《刑诉法》中有关监视居住的条款，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现行《宪法》关于对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规定，直接侵犯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的“第三人”合法权利；在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内部规章规定的作出决定的公检法机关交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执行中的“其他人员”没有执法权，不符合执法主体资格，由其执行是违法的应当纠正。同时公检法三家在日常司法中，由于监视居住概念不清，争议颇多，使用风险大、费用高，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觉得用之麻烦，弃之可惜。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废除，这不符合《刑诉法》的立法本义；二是建议对《刑诉法》第五十一条增设第三款。
第五十一条原文：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五十一条修改意见：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外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没有单身居住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

作者：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程旭光


项谷，张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宏观指导/业务管理
内容提要: 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强化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为强化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职能，充分发挥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在改革实践探索基础上，检察委员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加强对检察业务的宏观指导，以及加强对检察业务管理的指导。


　 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项制度创举，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不仅是各级检察机关的必设机构，也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的法定组织形式，其对检察业务有着最高的决策权，对检察工作全局具有重要宏观指导作用。当前，由于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实践探索也相对滞后，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厘清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价值基础，总结发挥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作用的实践探索，探讨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现路径，无疑对深化检察改革，强化法律监督，保证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价值基础

　 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委会的一项基本职能。《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先后对检委会的具体职能作出规定，形成了检委会审议议题范围的十大内容。[1]检委会所具有的业务决策职能还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当前社会的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承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由检察长、副检察长、秘书长和委员组成，以检察长为主席。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议决有关检察之政策方针、重大案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并总结经验”。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领导下，处理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1979年7月，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

　 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决策机构，从建立初期，因其他内设机构和组织甚至党组的缺位，造成决策内容政治化、行政与业务不分，且几乎包揽处理所有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直到恢复重建后，由于检察机关党组、检察长等领导决策机构的建立健全，相应的职责分工明确，检委会的职责才越来越清晰，并最终定位于业务决策。纵观检委会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无论其决策内容如何发展变化，对检察业务的决策始终是检委会一项固有不变的基本职能。因此，由检委会行使对重大检察业务的决策职能符合我国国情和检察工作发展规律，是检委会制度6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传承，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发展下去。

　 （二）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新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公正、严明、清廉、高效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面临的新要求越来越高。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决策机构，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定效力，检委会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检察工作水平，因此当前检委会承担的任务十分重要。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院”）贯彻落实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检委会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检察改革，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和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促进检察工作全面科学发展；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大局，保障民生，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切实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因此，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

　 二、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实现和保障司法公正有了更多的期待和要求，检察机关在改革检察业务决策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积极构筑保障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制度规范

　 近几年来，高检院陆续发布了一批检委会工作规范性文件，为检委会发挥职能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至2010年底，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条例七个文件”的检委会工作制度和规范体系。[2]这些均是高检院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检察事业不断发展和检察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对保障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所起的制度性作用。各地检察机关在执行高检院统一规定的同时，还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形成了各自的工作特点。如对议事范围中“重大案件”的界定，高检院规定得较为原则，而笔者所在单位进行了符合办案特点的细化诠释，其中将“提请抗诉的刑事案件”细化为“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撤回抗诉的刑事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抗诉、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从制度上有效地保证了检委会对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决策指导。

　 （二）努力探索强化检委会宏观业务指导的有效途径

　 为强化检委会对检察业务的宏观决策和指导，一些地方检察院在制度创新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创设的检委会业务通报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检委会宏观业务决策指导的作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开设了《检委会通报—检察建议专刊》，并以该通报为载体，不仅审议决定该检察院本身制发的层次高、份量重的检察建议，而且审议发布其下级检察院制发的质量高、效果好的检察建议，供该市各级院学习借鉴。同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还开设了《检察情况反映》专刊，以及时向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此外，该检察院检委会还开设了《检委会通报—案例专刊》，即检委会审议或者选择重大疑难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典型工作经验，以通报形式发布，由下级检察院参照执行。

　 （三）不断优化检委会对检察业务管理的决策指导

　 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的要求，目前不少地方检察院已经形成多项长效机制。如笔者所在单位建立了案件质量督查制度。案件质量督查是在检委会的授权下，由专门内设机构（研究室）代表检委会对本院各业务部门办案质量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主要通过检查已经办结的案件材料，复核相关法律文书，提出案件质量的审查意见，形成季度案件质量督查报告提请检委会审议。检委会每季度在总结分析本院案件质量检查情况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办案质量的实体、程序等问题提出解决和改进的指导意见，并以“检委会通报”形式下发全院贯彻执行。同时，检委会针对案件督查报告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反映的争议较大的法律适用典型疑难问题，责成相关责任部门进行研究分析，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及时报告上级检察院，以为正确适用法律，统一执法尺度提供有益参考。

　 三、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主要路径

　 当前司法实践中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为此，有必要研究探讨深化完善检委会制度、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主要路径。

　 （一）切实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

　 当前，基层检委会在审议决定案件中普遍存在“讨论程序性案件多、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少”的现象。[3]所谓“程序性处理案件”，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应当提请检委会决定的案件，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等案件。而大多数相对不起诉案件事实简单清楚、犯罪情节轻微、适用法律没有争议，提请检委会决定，只是法定的必经程序而并非是因为案件本身的重大疑难复杂性。检委会审议决定重大案件是各级检委会的法定基本职能，直接关系检委会职能作用的发挥，关系检察决策民主科学，关系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水平。因此，当前检委会应当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议。